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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较为复杂的原子中。这一理论存在缺陷。在原子层次上,经典物理学看来无能为力,但是玻尔的量子理论同样解决不了问题。正如物理学家乔治·枷莫夫所写的,“一时间似乎物理学家和物理学都神经错乱了。”
有关对玻尔—索末菲模型所作的批评,鲍林有些是在托尔曼的课上听到的,有些是从来访的欧洲物理学家的讲座上听到的,特别是从保罗·艾伦费斯特关于量子物理的课程处听到更多。然而,作为研究生,鲍林尚没有能力评判玻尔的模型,也没有能力创建一个新模型。每一方面都有那么多的数据,每天都发生那么多的变化,需要消化那么多新思想。在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接受课堂上的内容,包括玻尔—索末菲原子模型的一般正确性。在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化学讨论会上,鲍林认为这是托尔曼讲授的最重要的课程,老师和学生一章接一章地阅读索末菲影响深远的德文教材《原子结构和光谱线》最新的第四版。在书中,这位德国物理学家详细阐述了他的原子结构的思想。索末菲本人在1922年—1923年美国访学时提出了自己的原子模型。鲍林在加州理工学院听了他的讲座,并成为一名信徒:一天下课后,鲍林截住索末菲,一边沿着加州理工学院的拱廊走去,一边向他讲述自己对原子结构的想法;他甚至用铅丝和木块做了一个模型,向索末菲展示(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如何用玻尔—索末菲轨道来解释碳的四面体结构。在那时,鲍林还不能够辨别哪些是量子理论的缺陷,哪些是自身学识的短缺。
自身学识的短缺有时候是显而易见的,这使鲍林很痛苦。在一次讨论会上,托尔曼问鲍林,为什么大多数物质置于磁场中会短暂地表现出与磁场相反的磁性——一种称为抗磁性的现象。正确答案是,磁场改变了物质中电子在轨道上的运动。但是鲍林并不知晓最新的发现,回答说抗磁性不过是“物质的一般特性”。这一回答逗乐了托尔曼,他又向鲍林提了更多的问题。另一次,托尔曼问了一个鲍林无法回答的问题,鲍林只能干巴巴地回答:“不知道,我没有上过这门课。”课后,一个老成精明的博士后把鲍林拉到一边,给了他一些友好的忠告。“莱纳斯,”他说,“你不该这么回答托尔曼教授。你现在是研究生了,你应该什么都知道。”
鲍林希望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带上了理论性。
科学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理论家和实验家。实验家在实验室里开展工作,从自然界中一点一滴地验证经验性事实,最终搜集起大量的资料来确切说明物质的性质。理论家在大脑中开展工作,试图从实验家搜集的事实中理出头绪,寻找决定个别事件的自然法则。实验家确定发生了什么;理论家解释为什么。在托尔曼的影响下,鲍林更加沉醉于理论思维带来的兴奋中。这适合他的性格和才能。他的兴趣很广泛,而理论科学家正需要宽广的思路。他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因此可以在好几个领域中旁征博引。他喜欢猜谜,而在看似毫无关联的实验数据中发现内在理论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谜题。而且鲍林雄心勃勃。成功的理论家是科学之星,是如爱因斯坦、路易斯和玻尔那样的巨匠。这是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这一诱人的前景,加上鲍林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分子结构在认识化学性质中的关键作用,促使他确定了一个目标:他要发现分子中原子结合的规律。原子与一定数目的其他原子按一定距离形成具有一定形状的分子。为什么这些数目、距离和形状是一定的呢?化学键,不管它到底是什么,将是解决问题的钥匙。量子物理学既然在发掘原子内在构造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那么可以逻辑地推断,它最终也可以解释化学键。把量子理论同化学键联系起来的那个人也将在物理学家的动态原子和化学家的静态电子之间达成一种妥协。为化学(仍然是一门描述性科学)带来数学物理新方法之火的那个人将有机会重塑这一学科,造就真正的“物理化学”,从而可以直接从物理定律定量地预测化学现象。这将是一项非凡的重要成就,鲍林在研究生阶段的早期就瞄准了这一项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鲍林需要掌握新物理的所有知识。他开始阅读有关量子理论的其他书籍和论文,而且一次不落地参加每周两次由物理系单独举办,或与天文系联合举办的生动的研究讨论会。有时由研究生发言,汇报他们最近阅读的收获;有时则由任课教师或访问学者介绍他们自己的科研成果。讨论会上充满了探讨和辩论。正是在这些讨论会上,鲍林学到了德布罗意关于电子具有波粒二象性的思想。在另一次讨论会上,一名研究生查理·里克特(后来发明了里氏震级表)冲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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