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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一处大理石楼梯的上部，俯视楼下几百名欢呼雀跃的瑞典大学生。这些学生挥舞着红旗和火炬，为得奖者演唱了一首歌曲。随后，根据惯例，应由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向他们讲几句鼓励的话。鲍林被奖主们推选为代表发言，所有的瑞典报纸都全文刊登了这篇演说：

“作为老一代人中的一员，也许我应当向你们作一点训示，但我不想这样做，”他向在场听众高声说道。“我倒向你们提一条建议，就是你们应当怎样对待自己的前辈。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在向你们讲话的时候，应当抱着尊敬的态度认真地听——但别相信他，除了相信你自己的智力以外，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事。你们的长者，不管他的头发是否已经灰白，是否已经脱落，不管他是不是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都有可能出错……因此，你们应当永远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永远需要独立思考。”

这番话使在场学生颇感意外和欣喜，大家尽情地欢呼起来了。

第二天，门日，星期六，鲍林作了一次诺贝尔讲演。他全面回顾了自己所做的工作，特别将重点放在共振这个问题上。在这篇讲演中，他颇为自信地谈到了价键的概念。那时，这一概念受到了日益尖锐的攻击。他还利用诺贝尔奖印证自己研究化学的方法是正确的。

晚上，国王和王后在皇宫举行正式宴会招待来宾，这也是诺贝尔奖庆典活动最后一场盛大的仪式。鲍林身穿黑色的晚会礼服，伟岸潇洒，手挽着瑞典公主玛格丽莎，款款步入宴会大厅。爱娃·海伦则在瑞典首相的陪同下喜气洋洋地在国王左侧就坐。她春风满面，一身朴实的社会主义派装束，庄重大方。“我与首相谈论政治——还与国王一起在花园里浇花，”她在那晚的日记中写道。“真有意思。”

最后，鲍林与获得医学奖的三个美国人一道，出席了美国大使馆专门为他们举办的一次庆祝晚会——鲍林心想，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号，也许美国政府打算将他作为一位值得尊重的公民看待了。

晚会结束后，使馆参赞电告华盛顿称，鲍林之行并未发生任何意外。“斯德哥尔摩报界刊发了有关他的大量报道，不但是因为他独具爽朗迷人的个人魅力，而且也因为他的一家是摄影新闻的上佳题材，”这位参赞写道，最后松了一口气的心情流露在宇里行间。“无论是在到达之后立即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还是在宴会上的讲演里，……鲍林教授都没有说任何可以挑剔的话。”

鲍林的言行不但无懈可击，而且在新的层次上为美国赢得了尊敬。部分原因在于，他终究还是得到批准前来斯德哥尔摩领奖，证明了个人成就可以驱散冷战造成的紧张气氛。但是，更加重要的是他个人显示出来的洒脱和热情。“在诺贝尔奖得主中，很少有人能像这位谦逊、随和、见多识广的著名科学家那样，清楚地知道怎样让整个世界为之倾倒，”一家欧洲报纸这样报道。这家报纸还将这次诺贝尔奖庆典称作为“一次‘节日演出’，虽然‘主角’海明威未登台亮相，但毕竟还是出现了一颗‘明星’，他就是来自帕萨迪纳的这位为人谦恭的教授。”

全球各地都有人向鲍林表达了同样的友好情感。鲍林和爱娃带着全家，在瑞典和挪威旅游观光了两个星期。随后，他们乘飞机到以色列待了两个星期，走访了当地的几所大学，与海法和耶路撒冷的学者交谈。他们的圣诞节是在伯利恒度过的，不过这次经历对鲍林的无神论思想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在此之后，他们又飞赴印度，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星期。这一拖了那么长时间才得以成行的访问，成了一家人旅行的又一个高潮。他们作为印度政府的客人，拜访了这个国家主要的几所大学和实验室，从新德里到加尔各学，又到阿拉哈巴德，参观了泰姬陵，游玩了阿赞坦的洞穴和本那雷斯的神庙。

在巴罗达，鲍林出席了印度科学大会。会上，他淋漓尽致地施展了科学外交的技巧，与俄国和中国科学家的大型代表团会面，接受了许多诸如矿石和设备那样的礼物。作为美国人代表，只有他和另外几个自费的美国佬与会。鲍林是被邀请作大会报告的唯一美国人。他在报告中论述了血红蛋白和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有关结果。最后，他谈到了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几个问题。他首先说明了维护和平的必要性，提醒来自各国的听众说，并不像习惯于用俄国式思路考虑问题的许多人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美国学者都在研究原子弹和氢弹，事实上，他们许多人在研究诸如镰状细胞贫血症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地球上所有人的和平发展和福利。然后，他话锋一转，矛头隐指共产主义国家阵营的代表，说明美国科学家能够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