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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便难免于残忍，乃是不可避免之事。当时情况如此，自然逃不出苏东坡的慧眼，而且兹事体大，也不是他可以付之轻松诙谐的一笑的。他和王安石是狭路相逢了；他俩的冲突决定了苏东坡一生的宦海生涯，也决定了宋朝帝国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谁也没活到亲眼看见他们相争的后果，也没看到北方异族之征服中国，不过苏东坡还活到亲眼看见那广事宣传的新政的恶果。他看见了王安石那么深爱的农民必须逃离乡里，并不是在饥谨旱涝的年月，而是在五谷丰登的年月，因为他们没能清还硬逼他们向官家借的款项与利息，因此若胆敢还乡，官吏定要捕之入狱的。苏东坡只能为他们呼天求救，但是却无法一施援手。察访民情的官员，奸伪卑劣，以为对此新政新贵之缺点，最好装聋作哑，一字不提，因为当权诸公并非不知；而对新政之优点，乃予以粉饰夸张，锦上添花。说漫天之谎而成功（倘若那些谎言漫天大，而且又说个不停），并不是现代人的新发明。那些太监也得弄钱谋生。在这种情形之下，玩法弄权毫不负责之辈，就以国运为儿戏，仿佛国破家亡的后果他们是可以逃脱的。苏东坡勉强洁身自全，忍受痛苦，也是无可奈何了。皇帝虽有求治的真诚愿望，但听而不聪，误信人言，终非明主，焉能辞其咎？因为在国家大事上，他所见不明，他每每犯错，而苏东坡则料事无误。在实行新政神圣不可侵犯的名义之下，百姓只有在朝廷的高压政治之下辗转呻吟。在疯狂的争权夺利之中，党派的狂热，竟凌驾乎国家的利益之上。国家的道德力量、经济力量一大为削弱。正如苏东坡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很容易被来自西伯利亚的敌人征服了。群小甘心充当北方强邻的傀儡，名为区域独立，而向金人臣服。在此等情形之下，无怪乎朝廷灭亡，中国不得不迁往江南了。宋室官室在北方铁蹄之下化为灰烬之后。历史家在一片焦瓦废墟中漫步之时，不禁放目观望，胸头沉思，以历史家的眼光，先知者的身份，思索国家百姓遭此劫难的原因，但是时过境迁，为时已迟了。

苏东坡去世一年，在当权的群小尚未把长江以北拱手奉送与来自穷沙大漠的他们那异国的君王，一件历史上的大事发生了。那就是有名的元佑党人碑的建立，也是宋朝朋党之争的一个总结。元佑是宋哲宗的年号（一○八六～一○九三），在这些年间，苏东坡的蜀党当权。元佑党人碑是哲宗元佑年间当政的三百零九人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碑上有奉圣旨此三百零九人及其子孙永远不得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与此名单上诸臣之后代通婚姻，倘若已经订婚，也要奉旨取消。与此同样的石碑要分别在全国各县树立；直到今天，中国有些山顶上还留有此种石碑。这是将反对党一网打尽，斩尽杀绝的办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那些反对党人千年万载永受羞辱的办法。自从中国因王安石变法使社会衰乱，朝纲败坏，把中国北方拱手让与金人之后，元佑党人碑给人的观感，和立碑的那群小人的想法，可就大为不同了。随后一百多年间，碑上人的子孙，都以碑上有他们祖先的名字向人夸耀。这就是元佑党人碑在历史上出名的缘故。实际上，这些碑上的祖先之中，有的并不配享有此种荣耀，因为在立碑时要把反对党赶尽杀绝，那群小人便把自己个人的仇敌的名字也擅自列入了，所以此一黑名单上的人是好坏兼而有之的。

在徽宗崇宁五年（一一○六）正月，出乎神意，天空出现辇星，在文德殿东墙上的元佑党人碑突遭电击，破而为二。此是上天降怒。毫无疑问，徽宗大惧，但因怕宰相反对，使人在深夜时分偷偷儿把端门的党人碑毁坏。宰相发现此事，十分懊恼，但是却大言不惭的说道：“此碑可毁，但碑上人名则当永记不忘！”现在我们知道，他是如愿以偿了。

雷电击毁石碑一事，使苏东坡身后的名气越来越大。他死后的前十年之间，凡石碑上刻有苏东坡的诗文或他的字的，都奉令销毁，他的著作严禁印行，他在世时一切官衔也全予剥夺。当时有作家在杂记中曾记有如下文句：“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苏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雷击石碑后五年，一个道士向徽宗奏称，曾见苏东坡的灵魂在玉皇大帝驾前为文曲星，掌诗文。徽宗越发害怕，急将苏东坡在世时最高之官爵恢复，后来另封高位。为苏东坡在世时所未有。在徽宗政和七年（一一一七）以前，皇家已经开始搜集苏东坡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五万文。太监梁师成则付制钱三十万文购买颖州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