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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后面再看。不过我们应当说明的是，这个新措施本乃常平仓古法的延续，但后来渐渐把古法取而代之。由宋朝开国始，政府在各县一直保持此类谷仓，用以稳定谷价，谷贱伤农，政府则收买剩余的稻谷。在歉年时，正相反，稻谷之价高涨时，官方则将稻谷抛售，用以平抑粮价。诚然，主管粮政的当局不见得行政效率能永远很好，因为不少官吏谷价低贱时，不见得愿意收买。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一○六六）常平仓公布的数字显示，官家一年内收购五百零一万四千一百八十石谷物，卖出为四百七十一万一千五百七十石。现在，仓凛的财货都已变为青苗贷款的本金，常平仓的正常功用自然终止了。

青苗法的基本问题是，这种贷款必然会变成强迫贷款。王安石不容人有异议，如今必须成功不可。他必须向神宗表示此种贷款极为成功，深受农民欢迎。他不容许属下放款松懈。他不能了解农民不需要此项贷款，每逢预备贷出的款项不能如数贷出时，他就暴跳如雷。他开始把办理贷款成绩好的官员提升，把他认为懈怠者处罚。每一个官员无不注意自己的成绩，最关心的就是由报表上显出好成绩。此等对众官吏竞赛的刺激办法，很像现代的推销政府公债。主办贷款的官员一知道自己若不能将款如数贷出，便会因“阻碍变法”的罪过行将革职或降职时，被王安石称之为能吏的官员，便将款项开始在官方压力之下强行分配。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债，每一期三个月，每个人在一期得交付百分之三十的利息。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这种贷款对贫民为害之大，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缴还，必难免牢狱之灾。因此依照朝廷的明文规定，正式向民众宣布，此等贷款，依据圣旨，纯属志愿；心里对会因“阻挠变法”而降级，早有准备了。

免役法亦复如此。官方的本意与实施情形，也是大相径庭。但是这一项措施，可以说是王安石变法中最好的一项。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在宋以前，中国实行征兵制已经很久。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税以代替兵役。换言之，这条措施就是以募兵组成常备军代替征兵制。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免役法的规定，其结论恐怕难逃政府从税收以裕国库的目的，至于使人民免于征兵之利益，则已由实行保甲制度而归为泡影，而保甲制度较之征兵制则弊害更多。免役法慎重研讨一年之后，条文终于公布了。条文中规定凡过去免于征兵之家仍须付免役税；例如，寡妇，家中无子女，或只有独子，或虽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尼姑与和尚道士，都须纳一种税，名之为“助役金”。各地区在免役配额之外，须多缴纳百分之二十，以供荒年百姓无力缴纳时应用。由此种税征集的款项，则充政府雇兵与雇用其他人员之用。正如苏东坡在青苗贷款措施上所说，百姓将因拖欠而入狱，而受鞭笞之苦，也正如司马光当时所指出将来必然发生之情况——凡无现款以缴纳春秋之兔役税者，必强迫而出售食粮，杀其耕牛，代其树木，方可以缴纳此项捐税。再者，在前项征兵法中，民家只不过轮流服役数年，而在新实行之免役法中，常常须为免役而年年缴税，连不须服役之年，亦须照常缴税。

免役法，以及新商税与所得税法，必须看做是向民征税的一项新方法，而并非免于征兵，因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须接受征调而接受军事训练的。新商事法是根据商人账目向商人的利润上征取捐税的。所得税，并非现代意义的所得税。我之要在此称之为所得税，是因为官方强迫人民登记其收入与财产，据此以做分配其它捐税之用。此税之所以像所得税，就是人民必须要报其收入与财产之所得，煞费心机去欺骗政府。在这项新政的争论上，据说此项措施公布之后，“民家尺椽寸土，检括无遗，至鸡豚亦遍抄之。”无一不登记报官的。最后一项措施于神宗熙宁七年（一○七四）历时不久而废，因王安石不久失势之故；甚至在此项措施停止实施之前，苏东坡称其不合于法，在他治下地区拒予推行。

王安石在免役法中表明意在解除人民在征兵法中之苦，结果保甲法证实了他是言不由衷。事实至为明显，他的新保甲法与免役法是同时公布的，在神宗熙宁三年十二月（一○七○）。朝廷用免役法的法宝，一只手从人民身上解除了征兵的重担，却用另一只手把那个重担又放回人民身上。保甲是邻居连保制度。每十家为一保，每五十家为一大保。一保中如有人窝藏贼犯，保内各家要负连带重任；如有谋杀、强奸等罪，保中必须报告官府。每一大保之壮丁必须组队接受军事训练，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