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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所以他官不能做，就去做贼了。”我听了这话，不觉大惊道：“我听见说还把他送上岸来办呢，但不知怎么办他？”继之摇摇头叹道：“有甚么办法！船上人送他到了巡防局，船就开行去了。所有偷来的赃物，在船上时已被各人分认了。他到了巡防局，那局里委员终是他的朋友，见了他也觉难办。他却装做了满肚子委屈，又带着点怒气，只说他的底下人一时贪小，不合偷了人家一根烟筒，叫人家看见了，赶到房舱里来讨去；船上买办又仗着洋人势力，硬来翻箱倒箧的搜了一遍，此时还不知有失落东西没有。那委员听见他这么说，也就顺水推船，薄薄的责了他的底下人几下就算了。你们初出来处世的，结交个朋友，你想要小心不要？他还不止做贼呢，在外头做赌棍、做骗子、做拐子，无所不为，结交了好些江湖上的无赖，外面仗着官势，无法无天的事，不知干了多少的了。”

我听了继之一席话，暗暗想道：“据他说起来，这两个道台、一个知县的行径，官场中竟是男盗女娼的了，但继之现在也在仕路中，这句话我不便直说出来，只好心里暗暗好笑。虽然，内中未必尽是如此。你看继之，他见我穷途失路，便留我在此居住，十分热诚，这不是古谊可风的么？并且他方才劝戒我一番话，就是自家父兄，也不过如此，真是令人可感。”一面想着，又谈了好些处世的话，他就有事出门去了。

过了一天，继之上衙门回来，一见了我的面，就气忿忿的说道：“奇怪，奇怪！”我看见他面色改常，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连一些头路也摸不着，呆了脸对着他。只见他又率然问道：“你来了多少天了？”我说道：“我到了十多天了。”继之道：“你到过令伯公馆几次了？”我说：“这个可不大记得了，大约总有七八次。”继之又道：“你住在甚么客栈，对公馆里的人说过么？”我说：“也说过的；并且住在第几号房，也交代明白。”继之道：“公馆里的人，始终对你怎么说？”我说：“始终都说出差去了，没有回来。”继之道：“没有别的话？”我说：“没有。”继之气的直挺挺的坐在交椅上。半天，又叹了好几口气说道：“你到的那几天，不错，是他差去了，但不过到六合县去会审一件案，前后三天就回来了。在十天以前，他又求了藩台给他一个到通州勘荒的差使，当天奉了札子，当天就禀辞去了。你道奇怪不奇怪？”我听了此话，也不觉呆了，半天没有话说。继之又道：“不是我说句以疏间亲的话，令伯这种行径，不定是有意回避你的了。”

此时我也无言可答，只坐在那里出神！

继之又道：“虽是这么说，你也不必着急。我今天见了藩台，他说此地大关的差使，前任委员已经满了期了，打算要叫我接办，大约一两天就可以下札子。我那里左右要请朋友，你就可以拣一个合式的事情，代我办办。我们是同窗至好，我自然要好好的招呼你。至于你令伯的话，只好慢慢再说，好在他终久是要回来的，总不能一辈子不见面。”我说道：“家伯到通州去的话，可是大哥打听来的，还是别人传说的呢？”继之道：“这是我在藩署号房打听来的，千真万真，断不是谣言。你且坐坐，我还要出去拜一个客呢。”说着，出门去了。

我想起继之的话，十分疑心，伯父同我骨肉至亲，哪里有这等事！不如我再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打听，或者已经回来，也未可知。想罢了，出了门，一直到我伯父公馆里去。到门房里打听，那个底下人说是：“老爷还没有回来。前天有信来，说是公事难办得很，恐怕还有几天耽搁。”我有心问他说道：“老爷还是到六合去，还是到通州去的呢？”那底下人脸上红了一红，顿住了口，一会儿方才说道：“是到通州去的。”我说：“到底是几时动身的呢？”他说道：“就是少爷来的那天动身的。”我说：“一直没有回来过么？”他说：“没有。”我问了一番话，满腹狐疑的回到吴公馆里去。

继之已经回来了，见了我便问：“到那里去过？”我只得直说一遍。继之叹道：“你再去也无用。这回他去勘荒，是可久可暂的，你且安心住下，等过一两个月再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到这里来，寄过家信没有？”我说：“到了上海时，曾寄过一封；到了这里，却未曾寄过。”继之道：“这就是你的错了，怎么十多天工夫，不寄一封信回去！可知尊堂伯母在那里盼望呢。”我说：“这个我也知道。因为要想见了家伯，取了钱庄上的利钱，一齐寄去，不料等到今日，仍旧等不着。”继之低头想了一想道：“你只管一面写信，我借五十两银子，给你寄回去。你信上也不必提明是借来的，也不必提到未见着令伯，只糊里糊涂的说先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