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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⑦有首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察扭打混战，焚烧警车，粗暴地痛打几个敢说周恩来坏话的“四人帮”的追随者。天黑后，大多数示威者离开广场后，部队、民兵和警察开始清肃广场，驱赶和逮捕仍留在广场上的几百名群众。政治局会议再次断定，清肃广场，解决反革命骚乱是必要的。会议要求毛远新向主席汇报这一结论，毛再次同意，并补充两条指示：任命华国锋为总理（免去代总理职务）和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解除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⑧。

“天安门事件”从此很快被叫起来了。邓的地位又降低到了1969年时的状况。他在政治局内的朋友一直沉默不语（叶剑英、李先念都被4月4日政治局会议排除在外，或许出于谨慎躲得远远的）。也许最恶毒的是，政治局判定（可能得到毛的同意，也可能没有），邓小平这件案子是“敌我矛盾”，现在可以逮捕他或对他施加暴力。邓后来称天安门事件由于公众舆论更强烈地反对“四人帮”，从而削弱了“四人帮”。事实可能真是这样。但在当时邓小平肯定会发现情况对他越来越不利。军队和警察在接到政治局命令后，竟没有犹豫就去执行了。他们没有反叛“四人帮”。而且这次事件驱使华站到了“四人帮”一边。

当然，邓小平这次并不像1967年那样束手无策。他这次做了预防意外的计划，在紧急情况下同他的朋友保持着秘密联系。所以就在毛决定剥夺他职务的当天，他能够从北京逃脱，他乘飞机到了广州，受到政治局委员、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保护。＊邓的这一招弄得江青邓小平没有去广州。此处有误。——译注还有“四人帮”其他几个人竟然在整个夏季都在打听他的下落。

邓和他的支持者在1975年创造的政治清明和经济秩序，在1976年夏季又重新退回到一团糟的混乱状态。当华国锋在7月召开全国计划会议时，“四人帮”全面攻击了他所提的建议，结果造成政治真空。他们鼓动各地的追随者组织罢工和示威。他们的行径给干百万人民的印象就是，只要扩充他们的帮派势力，他们什么都不顾，甚至支持无政府状态。他们公然滥用职权最为明显的是，也是他们所犯最严重的一次政治错误是，利用官方文件，号召仍活着的唐山市人民（这个地方因7月底大地震死了二十五万人）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在整个夏季，抵抗“四人帮”的旗手是叶剑英。他曾对任命邓当总参谋长一事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周恩来去世后，是华而不是邓被任命为代总理，他也受到排挤。他虽然仍是国防部长，但也靠边站，不负责军委日常工作了。尽管如此，他在夏天仍设法去南方巡游。当时，他已下定决心，要采取断然的行动除掉“四人帮”。他也知道，如果在毛死前行动比毛死后更危险。他看到“四人帮”正加紧在一些地方建立支持他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反抗“四人帮”的力量应该扩大，应包括一些在天安门事件期间和之后站在“四人帮”一边的人。华国锋、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和陈锡联（他在军委已接替了叶的位置）都是关键人物。他们几个对“四人帮”的态度，取决于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