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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过程大致如此：

高长吉、张以林首先咬住敌僚机组（3、4号机），敌长机组（1、2号机）立即右转，　意欲迂回包抄。张以林处于敌机内侧，发射炮弹进行拦阻，迫敌1号机停止右转而改为左转，　敌2号机随其后，正好给高长吉提供了良好的射击角度，他收缩瞄准光环，　待里面投影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撤按炮键，一个点射，敌2号机翻身落马。

同时，　在高长吉上方的张以林，也蹬舵、推头，咬住了敌1号机刘景泉。刘急剧下滑摆脱。张以林从高度2000米追到200米，距刘景泉150米处开炮，眼见将敌机左机翼斩掉一块。负伤敌机勉强飞到马公附近，因再无法操纵，刘景泉跳伞弃机。我情报部门获悉：刘右腿中弹，左手受伤，头擦伤，腰扭伤，但仍清醒。被台湾渔船大元二号救起，再由运输机直送台南空军医院抢救。刘恨恨说：这次被打主要是发现敌机慢了。他们速度太快。

另一方向，　赵德安也抓住了敌3号机，连续开炮三次，敌机背部中弹，现出朵朵火花。负伤的F－84无力还手，摇摇晃晃向东南方飘去。

台湾方面，历来对大陆空军飞行员是很有一些看不大起的，就像当年蒋先生亲手栽培的黄埔生瞧不上毛先生从山沟沟里拉出来的红军游击队一样。在他们眼中，这些顶多读过高小，不少连斗大的字也认不下几个的农家子弟凑合着把一架现代化的机器弄上天去已经属于奇迹，他们还真想在空中进行战斗？不可思议。

《国共空战秘史》写道：

“MIG－15”　飞行员程度只有初中毕业，文化水平很低，在佳木斯航

校只受过苏联顾问的三个月短期速成突击训练，但是，“成份”却很好，

都是工农分子，又红又专，体格颇为强壮，后来迁到北京之后，招收飞行

生的第一个标准还是看出身成份、政治立场，其次才是是否具有空勤体格、

文化水平、科学知识，技术并不十分要求，会飞就行了。

《国共空战秘史》大概没想到，“七·二九”空战中，大陆四名飞行员中有三位——赵德安、高长吉、张以林，就是被它几笔素描就勾勒出大致轮廓的“工农分子”，而恰恰是这三位分别击落击伤了台湾的飞机。黄振洪入伍前是武汉市的高中生，在那个时代，属于“小知识分子”范畴，很可惜，他虽同样勇猛，担任掩护功不可没，却偏偏是他未能捕捉到战机。

于是乎，1958年的“三比○”，其意义不仅仅是大陆打败了台湾，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　刘亚楼打败了陈嘉尚（国民党空军司令）　，而且是“大老粗”打败了“大秀才”，“土包子”打败了“高材生”。于是乎，“三比○”曾一度成为林彪“人的因素第一”的最有力的佐证。

“人的因素第一”于“文革”间开始走火入魔，空军招飞由查祖宗三代发展至查祖宗五代、八代。八竿子打不着听都没听说过的亲戚中只要有一个略沾点“四类分子”的边，立刻刷掉。而只要根正苗壮，文化越低越是宝。我那时所在的连队高中生占一半，开始都觉自己有戏，最后一个也没挑上，偏偏选中一个杀猪修鞋是把好手、而“老三篇”却磕磕巴巴念不下来的进航校“飞战斗”。临走那一天，看他披红戴花咧嘴笑，我着实替他捏把汗。直到了解放西沙，在全空军挑人竟凑不全一个大队的“全天候”，人们才恍然大悟，才拨乱反正，才有了今天这样一支齐刷刷文化水全在大专以上的“飞行军”。

“过犹不及”，古人早已道出了事物运行中的一般规律。《国共空战秘史》走极端，台湾不以“三比○”败北才见鬼。但如果沿着“三比○”的经验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同样会走到荒谬的岸边。

还是我们的英雄最懂辩证法，赵德安老人对我说：我们这些人能学飞，那是历史的需要时代的产物，当时不从我们这些人中选飞到哪去选？而我们从飞上天到打下敌机，其中付出了超出常人多少倍的汗水和辛劳，谁又知道？台湾看不起我们，轻视我们，所以他要吃亏，非输不可。但是，历史经验不能机械照搬，现在我们选飞如果不重视文化程度，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支现代化的空军没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垫底，基础最终不会牢固的。

“三比○”不仅仅是一段空战史上的佳话，而且是关于战胜之道和战斗力构成的深刻哲理，故白云美妙，它亦美妙，蓝天永恒，它亦永恒。

战斗全过程总共六分钟，　短促得就像一曲军营里催人晨起的起床号。四架F－84毫无还手之力未能找到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