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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却在喊着：“指导员，小心呀！坚持住！”这时候王邦德已经抱住管在贤的腰，咬紧牙关一举把他托起来，对着洞口说声：“你们快往上拖呀！”又摇摇晃晃回过头去抱第二个。他拼着最后一点气力，把杨耀明也托了起来。洞口拉起杨耀明，王邦德便一头栽倒。

战士钟伯添跳下去，刚刚抱起王邦德，就全身发软，昏倒在地。

六班万金根跳下去，没走几步，也倒下了。

六班长黎木容跳下去，他动作迅速，麻利，终于把王邦德和两名战友托了上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救人与救“救人者”的战斗结束了。其结局是为了抢救早已被毒气闷死的李士生，指导员王邦德牺牲，三班长杨耀明、战士管在贤等负伤。

战士们尤其怀念王邦德。他当时不过二十七八岁，因长期闹胃病，又长着一脸络腮胡，人显得格外的瘦、苍老，这副模样在十八、九岁年轻人居多的连队，倒具有了一种长者的风范。王邦德到底是“严父”还是“慈父”，战士们说不清，都说他平时好训人，训着训着有时候脏话就出来了，弄得人挺难接受。又都说他确实是全身心地爱兵，像攒下微薄的津贴费给伤员买鸡蛋，大热天拎着水壶挨着班给战士送凉茶，演习时全副武装还抢着背伤员这类事，他经常干。就在十几分钟前，他看到一个战士抢修工事磨破了手，还马上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命令那个战士戴上。士兵们回忆，有一次晚点名，他为个战士违纪而大发脾气，说着说着走了嘴了：“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恨铁不成钢吗？我要不是把你们这一百来号人都看成我儿子，我他妈才不管呢！”

平时，没有人敢去触犯王邦德的“权威”，但并不等于对他就没有意见。连队发扬民主，有人尖锐提出：“指导员有军阀主义。”他虚心地在小本上记着，散了会，他把提意见的人拉到一边，悄悄说：“你小子以为找个妈妈婆婆来就能带兵吗？自古而今，没点‘军阀’还真治不了军哩！以后别吃饱饭撑的瞎提意见。”

王邦德突然间去了，报纸上的文章称他为“共产主义战士”。在工兵五连，没有人去细细推敲这样一个称号对于他是否贴切，工兵五连对他的评价是一片无言的痛哭之声。喜欢他得过他帮助的人哭，挨过他的批评、对他有意见说他有“军阀主义”的人也哭。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哭，待到给他开追悼会、下葬的时候又哭。工兵哭，炮兵也跟着哭。

一个基层指挥员，身后能得到那么多士兵的眼泪，那他一定得到了最崇高的奖赏。

蒙古族的传统认为，战场上，士兵的血是从胆里流出的。士兵的泪是从心上流出的。

我查阅了自8月23日至9月20日炮战最为激烈的一个月内，福建前线指挥部发往北京的战况统计，我军总共阵亡49名，失踪8名，轻重伤202名。

对于一场大战而言，这确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况且只是对岸损失的五分之一或六分之一。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很小的伤亡，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是可以减少或者避免的。只要首先想到保存自己，安业民、王邦德今天大概正在安度晚年。

时光过去了三十余年，当和平的曙色映照着宁静的海峡，昔日的刀光火影早已悄然褪去之时，有人或许会问，王邦德和那些死者伤者所付出的价值是什么？

一位当年参战的中级指挥员沉思良久，用激昂亢奋的声调吟诵了悬于客厅的他书写的两对条幅。

一幅是：

勇为戎德，忠乃武魂。

另一幅是：

国在山河破，人逝正气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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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承认，那场炮战中活着的英模，炮三师十七团四连二班三炮手胡德安该坐第一把交椅。

1959年，重伤初愈的胡德安到北京参加炮兵第二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受到极其隆重热烈的欢迎。高级首长们看望、合影、题词。工厂、学校、机关、街道争着抢着请他做报告，一共讲了四十五场，听众达七万人次。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在纪念大会主席台上，他坐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后排。陈毅、聂荣臻、叶剑英三位元帅握住他的手说：小胡，你不愧是人民的“钢铁战士”呀！

胡德安也没想到，自己为保一门炮出了名。

炮战前夕，二班的战士们一边擦炮一边拉呱。一位新战士忽发奇想，提了一个怪怪的问题：如果没有了大炮，咱炮兵可咋办哪？

一个说：咱就当步兵呗，端步枪、冲锋枪照样能把敌人打垮。

另一个说：没了大炮，任务也照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