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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乐趣。

上海（2）

伊舍伍德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伟大城市留给人的深刻印象”。在他看来，上海不过是一座座准摩天大楼堆积而成的“不健康的水泥存储地”。在这个城市风光的背后所隐藏的，是肮脏、破旧、矮小的房屋：“到处都是林荫大道、宽敞的公园、壮丽的中央广场，却没有一丝城市味道。”

虽然上海有很多他们厌恶的地方，但这对文学伙伴还是在这里找到了吸引他们的东西：“在这里，疲惫或贪婪的商人能找到满足他们欲望的一切，”伊舍伍德写道，“人们可以观看赛马、棒球和足球比赛；可以欣赏到最新的美国电影。如果想找女孩儿或男孩儿，只要出价钱，就可以在公共浴室或者是妓院拥有他们。如果想吸毒，也会有地方提供，就像喝下午茶一样，服务生会端着盘子侍奉你。上等白酒比较难找，但是这儿有很多杜松子酒和威士忌。最后，如果你做了坏事后悔了，这儿还有很多教堂和礼拜堂供你忏悔。”

与整座城市的颓废相比，霍格更关心百姓的绝望心态。借助穆里尔阿姨的人际关系，霍格和《曼彻斯特卫报》取得了联系。这份报纸曾用大量篇幅全面地报道了莱斯特参与的和平联谊会的活动及她与甘地的友谊。恰巧那时这家报纸在中国没有固定的通讯员。当时的编辑威廉·克洛吉便同意让没有经验，名不见经传的霍格作为临时通讯员去试一试。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早在史考特编辑时期，《曼彻斯特卫报》就在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享有好评。史考特从1872年开始担任主编，其在位的57年时间里，报社的每一位通讯记者，不论是新员工，还是远在偏僻通讯站工作的记者，都清楚地知道他在1921年报社百年社庆的时候写下的名言：“评论是自由的，但事实是神圣的……对手的声音和朋友的声音一样，公众都有权知道。”

霍格很快就发现，那时的编辑要求的确很严格。《曼彻斯特卫报》是一个高尚的报纸，主编希望它能保持中立。例如，报纸很少报道赛马，因为这意味着鼓励赌博。坚持公证地报道一切，也包括政敌的观点，是其一贯作风。克洛吉在写给新员工霍格的信中也曾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在霍格完成第一篇报道上海百姓痛苦求生存的文章后，报社并没有刊印，霍格也不清楚原因何在。当时的上海除了挤满难民，还有很多传教士，霍格观察到，他们“只愿意做那些必须做的事情”。在普通的中国地界，百姓饥肠辘辘；在公共租界的大街上也总有人被饿死；可饭馆和酒店仍然在营业。对有钱人来说，这里仍然有足够的美食和娱乐消遣。霍格也刚刚收到从家里寄来的10英镑的支票，可以大吃一顿。“中国菜真是极其丰盛。”他写信回家，不自觉地嘲讽起来，“菜一盘盘的端上来，而规矩是每盘菜只吃一点。这可以有效的避免消化不良，但另一方面又让人难以尽兴——我更愿意他们只给几个菜，却让你吃个够。”

多亏了米利肯夫妇，霍格参观了华丽的英国大使馆，受到了三等秘书的接待，并逐渐了解了上海衰落的复杂原因。和其他传教士及其他外国媒体记者一样，霍格还听说了南京大屠杀的惨痛消息。这些驻扎在上海的外国记者刚开始都不相信这条消息是真实的。

1937年7月，一场持续了8年之久，夺去了1500万中国百姓生命的战争开始了。1901年中国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后，日军就开始在天津和北京之间驻扎军队，并以搜索失踪士兵为由，向驻地官兵开火。日军在中国步步侵略的过程让人们断定这根本就是故意挑衅。日军在1931年占领满洲不久，随着中日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战争全面爆发。

8月7日，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和他的高级顾问宣布抗日战争开始。随后，蒋介石开始了一场充满争议的军事赌博，他决定将战争主要战场从中国北方转移到上海。

他们当时的设想是这样的：日军有机械化的装备及强大空军势力支持，如果在北方平原地区开战，一定很难将其击败；而上海作为中国的主要港口，将限制敌军以上两点优势的施展。中国猜想如果攻击日本在上海的租界——外国列强在中国不同的自治地区之一——将迫使日军从北部撤出兵力，进而达到缓解当地中国军队压力的目的。

上海（3）

对于正卷入与共产党游击队内战的国民政府来说，在上海落脚也会为其获取更多的民意支持。总之，蒋介石认为在外国地界的眼皮下发生的任何争端，都会引起西方势力的关注、同情，进而希冀他们会从中干涉、调解。然而，蒋介石和他的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