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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读成了张某人那样，还不如让孩子们种田哪！”甚至当面嘲笑父亲是“书呆子”、“书牗子”（牗，潜山语，即箱子）；有些小商人、小绅士背后则叫他“大胞衣”。胞衣，即胎儿胞衣，婴儿出生后，即将此物丢弃，意思是说他是废物！对于这种冷嘲热讽，父亲既不能辩，也不屑一辩，于是就益发一头钻进老书房，将心中的苦闷、牢骚都宣泄于书本和笔端，“借书的酒杯，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如此苦读的结果，使他打下了扎实的国文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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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书房的苦涩记忆（2）

这时他的近体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四六文也写得相当好，他就把无法排遣的苦闷，寄之于诗文，17岁时，在为祖父除灵举行家祭，他就做了一篇四六体的祭文，在灵堂当众宣读后焚化。由于词藻妥帖，对仗工稳，情深意切，博得亲友的赞许，这件事使父亲感到些许的慰藉，“小才子”的赞誉，使父亲有些飘飘然，觉得自己比那些村冬烘强多了。

尽管他自己感到得意，然而在一般村民的眼里，他仍然是没有出息的呆子，他就只好以书笔为侣，他关在老书房里，写了一本诗集、一本词集，还写了一部名叫《青衫泪》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是白话章回体的，书中穿插了不少诗词，四六骈体以及小品，完全是模仿《花月痕》的套子。这些小说和诗词，并不是为了发表，完全是自己的心情宣泄，没有任何功利可言，是纯纯粹粹为文学而文学，完全是写给自己看的。《青衫泪》共写了17回，父亲觉得幼稚，不满意，就放弃了。事隔多年，他忆起往事，自我解嘲地说：“这是我第一部长篇，未完成的‘大杰作’！”①

父亲对老书房是深深怀念的，这里有着他辛酸而苦涩的回忆，“过后思量总可怜”，当回首往事时，当年的酸楚，也会裹着一丝温情，因而他于30多年后曾无限感慨地写道：

这屋子虽是饱经沧桑，现时还在，家乡人并已命名为“老书房”。这屋子四面是黄土砖墙，一部分糊过石灰，也多已剥落了。南面是个大直格子窗户。大部分将纸糊了，把祖父轿子上遗留下来的玻璃，正中嵌上一块，放进亮光。窗外是个小院子，满地青苔，墙上长些隐花植物瓦松，象征了屋子的年岁。而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这院子里，有一株老桂树。终年院子里绿阴阴的，颇足以点缀文思。这屋子里共有四五箱书，除了经史子集各占若干卷，也有些科学书。我拥有一张赣州的广漆桌子，每日二十四小时，总有一半时间在窗下坐着。②

这，就是老书房，我心中的圣地。

青年时代的挚友（1）

看了东野大伯、耕仁伯父的相片，使我想起了父亲那鲜为人知的往事，他在青年时代的趣闻，让我在含泪的微笑中，又发出了敬佩之情。这些极富浪漫情节的故事，是和东野大伯、耕仁伯父、张楚萍先生紧密系在一起的。他们三人和父亲的关系，正所谓“平生风义兼师友”，在父亲极度彷徨，百无聊赖之际，是他们给了他诚挚的友谊，温暖他，安慰他，帮助他，使父亲有了自信，看到了希望。他们是父亲的引路人，可以说是他们和父亲共同“挖掘出了张恨水才华”！

东野大伯是我二祖父的长子，也是曾祖的长孙，长父亲六七岁，他们的童少年时期是一起渡过的，他对父亲的帮助、教育很大。父亲对他也相当敬爱，他们不仅是兄弟，也是患难与共的朋友。父亲曾对我说过，他和东野大伯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东野大伯民国初年在上海警察局当区长，觉得父亲天资过人，这样在农村荒废下去太可惜了，于是让父亲到上海去求学，祖母为了父亲的学业和前途，筹措了一笔钱，父亲于1913年的春天，到了上海。父亲初次来到上海，他无心游览十里洋场的繁华，借住在东野大伯的浦东六里桥衙中，闷头读书，准备考学。此时，恰逢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在上海招生，父亲原来在南昌甲种农业学校学习，便高兴地去报考，榜发，高高得中，满心喜悦地去上学了。

蒙藏垦殖学校设在苏州阊门外盛宣怀的家祠里，环境幽美，是读书的好地方，校长由著名的革命党人、上海都督陈其美先生兼任。父亲在苏州，因为穷，不能像同学们那样悠哉悠哉去狮子林、虎丘、寒山寺探幽访胜，更不能去听评弹、上茶社、吃小吃，他只能将心中的若闷，诉之于诗文，父亲的文笔，使垦殖学校的不少同学倾倒。他们劝父亲改走文学这条路，早作良图，父亲那时穷得一文不名，能作什么“良图”呢？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旖旎风光，使他深深喜欢上了这座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