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1/4 页)

吉田茂：现实主义掌舵者（1）

吉田茂，1878年9月22日出生于东京府的一个武士家庭，其生父是自由民权派政党“自由党”的著名志士竹内纲，后过继给横滨的大富商、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吉田健三做养子。一战前的日本，外交界素有宫廷外交的风习。凭借养父丰厚的财力，吉田茂跻身外交界，并顺理成章地成为那个时代寥寥无几的“开眼看世界”的东洋人中的一个。作为职业外交官，吉田曾常驻英国、意大利、瑞典、美国，并曾出任日本驻天津、奉天（今沈阳）的总领事，有丰富的外交经验，被公认为近、现代日本少有的具有“国际感觉”的政治家。

然而，从外交切入政治，吉田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二战末期，因反对军部的“暴走”，奔走和平，曾遭逮捕，因此战后被视为“反军英雄”。但客观地看，吉田所反对的，并非是战争本身，而是在“军国一致”的狂热氛围的煽动下，不惜与英美交恶的丧失理智的日本战时外交路线。因为，他继承的是从大久保利通到牧野神显（其岳父）、原敬、币原喜重郎等人的外交传统，即把对美亲善作为日本外交柱石的基本理念。

战后，从1946年5月，吉田以六十八岁高龄首次组阁，到1954年12月，其间除了曾短暂存在过的片山哲、芦田均内阁外，吉田五次组阁，其政权存在的时间，在日本宪政史上是仅次于桂太郎、佐藤荣作、伊藤博文的第四位长期政权（2616天）。吉田政权，诞生于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的动荡年代，吉田本人“躬逢其盛”，亲自参与并见证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对日本战后复兴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诸如和平宪法的制定，对日媾和及日美安保条约的签署等等。

作为外交官出身的政治家，吉田对战后国际环境有清醒的认识，始终以高度的现实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视角、技巧来应对和处理国内、国际矛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占领时期的每一位日本领导人，都必须谨小慎微地协调与盟国占领军当局（GHQ）的关系，但以吉田与麦克阿瑟元帅的合作最为密切，广为后人称道。麦帅为人孤傲、狷狂，在日本贵为“太上皇”，在盟军最高司令部六年多的时间，总共才会见过包括天皇裕仁在内的十数名日本人。据说，只有吉田茂可以不用预约，随时登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吉田与麦帅的合作关系极其推崇，曾高度评价两人对重建日本的巨大贡献：“日本是在这两人的特殊的合作下重建的。麦克阿瑟是法典的制定者，吉田则是执行者。前者抛出提纲挈领式的法令，后者再把它们塑造成为适合日本需要的东西。”

起初，美国的对日占领政策是日本的非军事化和*化。但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升级，美国的占领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向：从彻底的非军事化，到有限武装，从初期的有限容共，到彻底*，旨在使日本成为自由主义阵营的桥头堡，远东对抗共产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这种“首鼠两端”的转向，一方面使日本逃过一劫，另一方面也埋下了日本从战争历史反省，到战后处理“不彻底”的种子，构成了日后与中、韩等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结梁子”的远因。

处于夹缝中的吉田，作为日本政治的掌舵者，以高度的现实主义判断和实用主义精明，运筹斡旋，穿梭考量，让美国人见识了什么是“好的战败者”。当时，包括美国在内，盟国对日占领持续多长时间还很暧昧，日本人担心会持续十年、二十年，甚至永久性占领也未可知。最终只用了六年零八个月的时间，日本便恢复了“独立”，不能不说相当大的程度上得益于吉田卓越的政治智慧。

吉田茂：现实主义掌舵者（2）

外交官出身、经验丰富的吉田深谙如何在关键时刻运用幽默的力量化险为夷。1946年日本遭遇粮食危机，农林省宣布急需进口450吨大米，实际上却只用了70吨就化解了危机。麦帅诘问吉田何以出现如此离谱的统计数字时，吉田答道：“如果日本的数目字管理体系完备的话，就不会发生那样轻率的战争。即使爆发了战争，也不见得会失败。”此话既出，两人相视而笑。还有一次，印尼总统苏加诺访日时，吉田料到对方一定会同许多东南亚国家一样，主动向日本提出战争索赔的要求，便先发制人地对苏加诺说：“我正期待着阁下的到来。从贵国经常刮来的台风，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我一直等待您来，以便就你们的台风对我国造成的破坏协商赔偿事宜。”趁苏加诺一怔的当儿，吉田赶快绕开这个话题，把苏加诺要说的话硬是给堵了回去。

就性格而言，吉田身上有明显的自由主义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