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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以为，“*”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还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唤（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是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是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

“*”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地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

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的孤独呐喊或轻吟浅唱不能代表时代觉醒。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张扬个性，寻找尊严，应该成为后“*”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主题。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这艘双体船推向历史的海面，并让每个个人都成为这艘船的高贵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潮。

张扬个性和捍卫尊严本来不应该成为思潮，因为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题，而是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这样的思潮，只是为了借思潮的声势，来扫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为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文艺复兴运动三四百年之后，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以后，西方世界竟然还需要“美国人道主义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竟然还一再发布《人道主义宣言（一）（二）》（见美国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　来捍卫人道原则和人性尊严，竟然还需要拉蒙特这样的斗士来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战，相比之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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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与耻辱意识（1）

当我们对人类历史作客观主义的描述时，我们只能看见苦难而看不见耻辱。耻辱是心灵的体验，是以尊严为坐标轴对生存状态的价值评价。当我们感受到耻辱时，这感受既可能源自外部的压力和凌辱，也可能源自对族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理性审思，而最后，总是要归结为内在精神的紧张和痛苦。

大约在10年之前，我痛切感到耻辱感的折磨，跌入了这种漫长的紧张和痛苦之中。我开始摆脱个人主义的冲动，转而寻找群体归依，急切地向知识分子群体寻找文化和精神的认同。我渴望通过这样的认同和归依，获得认识上的沟通和心理支持，渴望最少地拥有“自我”，而最多地拥有知识分子集体“属性”。

然而，令我惊奇的是，在我所能延伸到的领域中，我几乎找不到有关耻辱和耻辱感的表达。那些出版物致力于冲破思想的禁区，开拓理论的新地，或倾心于情感的宣泄，智慧和机巧的铺陈。这些著述者们都懂得自己的使命，并为这使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然而他们唯独没有时间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时间用心灵去感受一下耻辱。

这是为什么呢？

不说别的，单从个人经验而言，从“*”的黑洞里爬出来的一代人，满身满心披沥着多少耻辱的灰尘啊。

何况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甚至也不仅仅是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而是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是曾经或将要在这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个体的痛苦、绝望与幻想。正像我们的个体发育史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一样，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拥有着人类史上所有的欢欣和苦难，所有的光荣和耻辱。开始也许只是不自觉地拥有着它们，而当我们自觉地拥有这一切并担当这一切时，我们就成了一位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个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