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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合适。如您所知，在老同学中您是很受我尊重的一位。您一直留给我这样一种印象：诚实厚道，与人无争，超然于一般是非之外。向您谈谈内心隐密，可以得到理解，不会招致嘲笑，不会招致鄙薄，也不会得到令人难堪的应付。这就是写这封信的由来。

这次聚会，有一件事情令人十分尴尬。在和Sh…R见面握手时完全认不出她来了，她道了姓名，我没听清楚，又问了一遍。听清她的姓名之后，我不禁啊了一声，很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头。这三十几年，她生活得似乎很不愉快，照她自己的说法，不好过的日子比好过的日子多。说老实话，我对她虽然很尊重，却很不了解。您当然听说过，三十七年前我有过一次幼稚的盲目行动，如同撞上了冰墙，她的几句当时在那种场合流行的革命官腔，回忆起来，至今仍寒气逼人。自己也不知道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现在居然也想和她通通信，探索一下她的内心世界，只可惜余悸犹存。

I…H当年在下放途中去世，得知后十分感伤。他是一位充满艺术幻想的浪漫派人物，使人很愿意接近。这次聚会，回忆起三十八年前欠他的一笔债，倍加伤感。一九四九年的暑假前夕，他导演了一台自己改编的歌剧《打渔杀家》，其中有一个没有台词的小角色，让我扮演。我觉得不光彩，中途退出，还振振有词地对他说：这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为了简炼，应该去掉。搞得他十分狼狈，最后不得不从下一级的同学中请了一位临时顶替。过去，一直没有勇气承认错误向他道歉。现在我有了勇气，可惜他不在了。这笔债要永久压在我的心头上了。

这次男生两个班的同学在即将遭到拆除厄运的那座上边是教室下边是礼堂的旧楼前照了几张相。看到这座老楼，这座唯一还残留到今天的老楼，忽然想起那已经消失的小操场。在这个小操场的西北角，有相连的两间小平房（小得使我想起农村的土地庙）。解放初，在同学们纷纷组织社团、出版各种各样刊物、墙报的时候，我和Q…T、J…Q两位占据了其中一间（桶子楼里的大房子都被下手早的同学占据了），办了个油印的《学习报》，只出了四、五期，因为赔不起纸张费和印刷费，自动销声匿迹了。因为办报，三个人常在一起商量事情，引起了当时警惕性很高的同学的怀疑。有人就利用另一间小房，把耳朵贴在墙上偷听我们的谈话。事后他们告诉我，怀疑的是Q…T、J…Q二位，对我这个被认为在解放前有进步表现的同学和他们混迹一起，还颇有过一些惋惜。

谈起怀疑，又想起L…W和我的一次特别谈话。好像是在一九四九年的春夏之间，在当时的教务处，我们两个人隔着一张办公桌面对面站着，她对我说：“F…H是我们的敌人，不要看她对你像大姐姐似的。在解放前，她…”后边的话记不起来了，大概是说她偷看过进步同学的日记或信件之类。意思是要我提高警惕，划清界限。看来，当时有些同学有两个误会，一是，F…H是个好同学，不是敌人，不过她比较早熟，又是市内人，解放前可能社会交往比较多，行迹也有些诡密，进步同学不了解，不能不对她有所小心；一是“对你像大姐姐似的”，其实我并没有感到这一点，更没有在这句话中可能暗示的其他意思。事情起因是我曾建议女生班团的小组吸收她入团。确实，在女生班同学中，我和F…H认识最早。大概是在一九四八年的上半年，因为S…M说他和F…H从小要好，现在她不理他了。当时自己好事，抱打不平，和另外一位同学共同写了封信，指责F…H。其后，记不太清了，似乎她找个什么机会和我交谈过几句，算认识了。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国民党已经把北京搞得十分恐怖，学校也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来，正是这个时候，她借给过我一本鲁迅的《伪自由书》，以后我又看过一本高尔基的《母亲》，好像也是她的。这类书籍如被特务发现，是要上“特刑庭”的。解放后，一九四九年的四、五月间，我和G…H、F…H一起参加过一期（半个月）伙食管委会，我是主委，累得不亦乐乎，当时觉得她还不错，上边提到的“建议”大概就在这个时候。F…H也有个误会，一天在伙房，她突然对我说：“很对不起你。”以下就没话了，当时头脑简单，只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很快发觉她和G…H要好了，才大致猜到了这句话的意思。

人总是要老的。在古代，许多人曾幻想推倒这个自然法则。在当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丰富了人们对青春常驻的想像力。我没有这类幻想，承认自己已迈进了老年的门槛。可是在心情上，总觉得自己还停留在几十年以前，和老同学们的聚会，更一下子把自己带回到了青少年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