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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谈到自己对湖南抢米风潮的看法。他说：“那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饥荒，长沙城里成千上万的人没有粮食。饥民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巡抚衙门请求救济，但巡抚却蛮横傲地答复说：‘你们为什么没有粮吃？城里有的是，我就总是吃得饱饱的。’巡抚的话一传开，人们非常愤怒。他们召开了群众大会，并组织了示威。他们攻击满清衙门，砍断了作为象征官府的旗杆，将抚台赶走。之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喻众人说，官府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庄的应允显然是有诚意的，但皇帝却不喜欢他，传谕说他密通‘暴民’，将其革职。新巡抚一到任，即刻下令，缉拿‘*’的领头者，许多人被杀了头，挂在旗杆上，以警告后来的‘造反者’。”

毛泽东又说：“这件事在我的学校里议论了好些天，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造反者’，但他们只是从旁观者的观点出发，而不明白这也与他们的生活有关，他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件很有刺激性的事情。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里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到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感不平。”他回顾了不断发生在湖南穷苦人和地主的冲突后说：“这些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在我这个已有造反意识的年轻的头脑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也开始了相当程度的政治觉悟，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讲中国被瓜分的小册子之后……我感到十分抑郁，忧郁我的祖国的前途，开始意识到参与救国，人人有责……”毛泽东的这些话，被埃德加&amp；#8226；斯诺记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里。重温毛主席的这段话，内心有一种震撼。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是中国革命与反革命、维新派和守旧派斗争比较激烈的地区之一，反动劣绅活动最猖獗，叶德辉之流正是这一反动阶层的代表人物之一。长沙抢米风潮是维新变法前后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前奏曲。值得指出的是，辛亥革命是经过资产阶级和农民、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取得成功的。虽然推翻了满清政府，但这次革命由于领导集团的妥协性，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并接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因而使政权落入北洋军阀袁世凯手中。客观上保护了封建统治者和反动劣绅的利益，广大劳苦大众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在1927年撰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精辟地分析和论证了当时湖南广大农民和封建统治者以及反动劣绅的矛盾，为中国农*动指明了方向。

〔二〕桑弘羊是封建“国有”经济的理财能手

余不敢说是“闻鸡起舞”，却是“披衣夜读”了。寅时稍过起来，已经两个多时辰。拉开窗帘，天早大亮。妻子豁喊一声“吃饭”，忙忙洗漱完毕，到了餐厅。鲜奶换成稀粥，只有老咸菜，是隔年的腌货。余问：“鲜奶？”妻子回答：“贵！”余茫然：“何？”妻不耐烦说：“翻番！”余又问：“蒜？”妻子见余面有愠色，只好耐心解答：“蒜分了等级。一等蒜30元，二等20元，三等10元。”余不解地问：“人分等级，蒜也有等级么？”忽而又问：“买四等蒜！”妻子愤愤回答：“吃不起蒜的人就是四等！”余低头不语，默默吃了稀粥，捡了几根咸菜，是一股腻歪味道。闭眼苦苦咽下，走出门外。街衢里一片寂静，天空布满淡云，飘着雪花。西北风席地卷起，茫茫的云裂开一道缝隙，太阳钻出来，照在小贩们的脸上，一面亮堂，另一面阴着。余不善逛街，趁着日缓，游于闹市。扎堆的摊贩，颇具“靓景”。虽没有以色列的彩色茄子和台湾的名贵水果，但北国的山药蛋和江南的海味，却是应有尽有，一派盛世太平景象。粮市上有成堆漂白的籼米和各类杂粮，加了色素的小米金灿灿的，最起眼的是那和鳖眼一样的绿豆了，只是价格比日前贵了数倍，似乎背后有一只黑手。水豆腐更“水灵”了。购物者络绎不绝，手里攥着大把的纸钞，买回不多的食物。多有无奈之色。余指着杀猪匠问：“价？”敦实的卖肉人说：“15元？”余想：“比蒜便宜。”又问一个卖蔬菜的贩子：“白菜价格？”卖菜女人已经发抖。裹裹衣领回答：“三元！”余思谋：《本草》里说白菜泻火利湿，是菜中*。从菜堆里拣出两颗，女人秤了分量，余略下20元纸钞。余想起佐餐的大蒜，回头骂了一声：“蒜是什么东西！”女人顾不得许多，拿起钞票，辨了真伪，大声喊叫着：“白菜不贵，不买涨价！”一阵风又卷起，忙缩了脖颈，身后的吆喝声渐渐远去。

古老的国学里有一句“民不益税而天下用饶”、“利用不竭而民不知”的古话。意思是说普天之下的财富日渐增加，，可是老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