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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世界是一个死世界，没有希望，没有下一代，没有青春，里面的人根本不会想到明天。就像张爱玲《花凋》里所写的：“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着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对于张爱玲所描述的这样一个世界，唐文标认为带有“趣味主义”的毒害存在。是民国初年上海的黑幕小说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流风遗绪。这类小说技巧上以趣味为主，题材以人间恶德劣行为对象，这类文学是有害于人性社会的。

由此唐文标提出严肃文学写作的问题。“严肃文学中应有人性标准，应有道德制裁，应有‘君子爱人以德’的内容。”据此他批评张爱玲小说（如《金锁记》）里面的人没有成长，没有为“做人”而挣扎过，作者这样对人物的描写，“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的”。“如果作者要把这个鬼世界与正常世界连在一起，大可以用一些对照的方法，写一二个青年学生，写他们有希望的一面？为什么一定要写的人那么绝望，那么困与小圈子，那么卑劣的在终日盘算？”

针对唐文标的批评，朱西宁在《先觉者、后觉者、不觉者——读》中予以驳斥。朱西宁首先指出唐文标一方面批评张爱玲的作品“缺乏时代性和社会性”，另一方面又封她为“殖民地作家”的论断是轻率的，并且是自相矛盾的。他批评唐文标只知“有”的世界，凡事总要求合理化的意义与价值，所以少有能领悟超理性的“无”的世界。这是不自觉的脱离自己民族文化的道统之故。“若以那样的理性标准给张爱玲先生的作品定罪与定价，实在是太可怕。”朱西宁问道：“（这样下来）《诗经》……的意义与价值何在？中国文学还能剩下多少是有时代性和社会性？即以《红楼梦》而论，其意义何在？价值何在？”

第二章　朱西宁、王翟、唐文标的论争（2）

朱西宁认为张爱玲是文学写作上的先驱者。他说：“先知先觉者更早的便已指出‘次殖民地’的中国地位，……我们这辈后知后觉者于今天的西安市中才算一一得到印证，服了他们。而不知不觉者，仍还搞不清楚自己家身在何世，生身在何处。”“所以先觉者虽非预言家，却似预言家，作为先觉者的小说家，则应是预言者。所谓艺术家走在时代前端，其实即是这个意思。”他指出唐文标要求作家“都应当写民族正义那样的东西”，是一种整齐划一的文学纪律，这种文学纪律总是用意义和价值做标准，拿客观批评作者的主观，是西方的批评对中国现代小说无计可施的难处。

朱西宁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认为唐文标要求张爱玲“应当”写她说不可能见到的“全盘的客观的现实”：“大肆活动的革命党”、“中国民族工商业抬头与西方资本冒险家抗衡”及其所进行的“上海这个主力搏斗的现场”和“青年学生、新文化运动、热血的中国人”等，是一种很伤文学的主张。这种主张“很会有沦为记载事实的危害”。唐文标的“应当”论和“意义与价值”论是不觉者对先觉者的批斗和*，朱西宁说：“这种方程式可以带入一切少数服从多数的*式悲剧；可以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可以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也可以使新文化运动学术界知识分子把二十世纪新猷的三*义拿去和十九世纪西洋的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科学等相比，不说文化演进的总是后来居上，反而认定这二十世纪不符合十九世纪。迷信西洋到这样不知不觉的荒凉地步，照这种判例，则曹雪芹亦是无光的、死的。”于此，朱西宁认为张爱玲作为一个小说家，能够成功的写出她所代表的文明，写出一个大都市里主要人口中一大部分的人物、典型市民，和沉淀在这大都市底层的家庭和文化，这已经很够是一位卓越的大家了。他说：“有谁写香港的地理背景、本地景物和所在地描写能高过和生动过《倾城之恋》、《茉莉香片》、《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又写上海，有谁能写得出像《留情》、《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年轻的时候》、《封锁》《创世纪》那么真切鲜活？”

对于唐文标的“文学功能论”，另一位评论家王翟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在《看》中，王翟指出在张爱玲的评论当中，唐文标的《张爱玲杂碎》和水晶的评张爱玲的批评文字是两个极端，唐文标作为一位认真的学者，对张爱玲的佚文、材料的搜集有很大的功劳。但同时王翟也强调，唐文标指出张爱玲作品的阴暗、荒凉特征和缺乏社会性与道德批判，作者的社会良心是很热忱的，然伴着他热情洋溢的词藻却令人觉得这是一篇他对张爱玲世界的诅咒和自己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宣言，技巧的讨论则变得相当次要。而依照唐文标对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