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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的发展很少干涉，工商业者有相当的自由发展空间。这些才是当时经济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应该说，民国初年的政治环境，在许多方面是后来所不及的。后来的执政者，不断扩张政府的权力，社会、民间的自由度越来越小。　。。

当代中国（5）

北伐以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奉行孙文所倡之五权宪法——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国家政治的重心由内阁转向政党。政党以各种委员会的形式掌握国家权力。同时，这一时期内忧外患不断，内战外战频发，军事机关的地位尤其突出。政府体制一直没有走上正轨。

1949年以后，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在中国确立。这种效仿苏联的政治体制的核心特点就是，国家对社会方方面面进行全面掌控。

国家全面掌控社会，自然意味着其他的政治组织和民间的经济、文化等组织都要统统纳入政府的组织体系。结果，政府部门的数量大幅增长。

现在的国务院，当时叫做政务院。下辖各种部、委员会、局等单位五六十个。许多在其他国家由商业公司、民间组织经营管理范围的事务，在中国都有专门的部级单位直接管理。比如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治淮委员会、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等等。仅商业方面的部就分为对外贸易部、贸易部、商业部三个。

到了1954年，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这个时期，也是计划经济体制全面确立的时期。部委数量进一步增加。中国是个大国，如果政府想要面面俱到地经营管理全国的大小事务，自然需要建立起庞大的政府组织和官员队伍。原有的部委不断派生出新的部级单位。机械工业部最多时增加到了七个，从一机部到七机部。冶金工业部、化学工业部、轻工业部、邮电部、水利部、林业部、商业部、粮食部、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等等分工细致、各司其职的部委也先后出现。

这种高度专业化、直接管理社会具体事务的中央级部，在传统社会中是不可想象的。这是20世纪新诞生的政府体制，是和全面控制社会的计划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政府以这些包罗万象的机构全面掌控社会以后，社会自然也就被紧紧束缚。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在政府部委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民间机构，无论是经济组织，还是非经济组织，都几乎彻底消亡。人民个人直接面对国家，国家直接管制人民个体。这种力量上的极不均衡正是各种政治运动不可遏止、为害巨大的深层原因。

那时，人们的习惯思维是，每当发现某种社会问题，就建立起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作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人们已经完全把社会自我发展、自我管理的可能性排除了。政府机构的数量持续增加。

到了1980年代初期，国务院的工作部门数量达到了惊人的一百个——回想一下，民国初年只有十个。这种极为庞大的政府组织只能用臃肿这个词来形容。从这时起，怎样削减这种臃肿，怎样精简机构，就成为中央领导人长期关注的问题。

臃肿的机构，不仅使行政费用居高不下，而且，这些机构的权力继续存在，就意味着社会的自由空间无法扩展。随着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后一个问题显得越来越严重。可是，改变并不容易。

1982年，政府启动机构改革，把部门数量从一百个减到六十一个。以后，又进行了几次机构精简改革。表面上看起来，每次改革都减少了部门数量，但实际上取得的进展并不大。政府机构改革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在政府和社会之间重新分配权利、职能的过程。1949年以后建立起来的大政府把许多原属于民间、属于社会的职能揽到政府手中，想要精简政府机构，就要把本应属于社会民间的职能剥离出政府，还给社会。因此，只有先剥离政府职能，然后才能水到渠成地精简机构。在社会自身机能被严重压抑的情况下，精简政府机构只能是社会重新发展、重获自我管理能力的结果，而不能是前提。

当代中国（6）

改革开放客观上为中国社会拓宽了自由的空间。历经多年发展以后，中国的民间社会有了相当的发展。这其中，私人商业的发展起到了核心作用。私人商业的发展使得财富及其支配权不再完全集中在政府手中。权力开始逐渐分散。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原来本不应该属于政府的职能自然逐渐回归社会。

1980年代的几次精简机构，由于坚持原有的政府事权，结果自然只能是规模不变，改头换面，政府的规模实际上没有根本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