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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一一五磅。从那时候起，我从同梯人中被隔离开来。他们送我去看精神科医师，他身材矮胖、手指又肥又短，我记得当时我觉得他不像医生反而比较像摔角手。我对他没有说不说谎的问题，我已经准备好要当个圣徒，根本不想做出日后懊悔的事。医生在我们谈话时叹了一两次气，除此之外，他对我的回答或样子倒是满镇定的。我想他是这类面谈的老手，能让他心烦的状况没多少吧。至于我，对他问题的含糊不清倒是相当惊讶。他问我有没有服药，我说没有的时候，他扬扬眉头再问一遍，但第二次仍给他相同的答案后，他也没追问。随后是标准问题：肠胃蠕动情形如何？有没有梦遗？常常想到自杀吗？我尽量简明扼要地回答，不假修饰或评论。我说话时，他在一张纸上核对勾选，没抬头看我。用这样的方式谈论这么私人的问题，让我觉得有种莫名的安慰。然而，在看到页末时，他又抬眼看我，盯着我看了整整四、五秒。

“孩子，你的样子真得很糟。”他最后开口说道。

“我知道。”我说：“我状况一直不是很好。不过我觉得现在好多了。”

“你想谈谈这件事吗？”

“如果你要的话。”

“你可以从你自己的体重开始。”

“我得了流行性感冒。几个礼拜前得了那种肠胃性的感冒，一直没办法吃东西。”

“你掉了几磅？”

“不知道。四五十吧，我想。”

“两个礼拜内？”

“不，大概是两年。不过大部分是在这个夏天才掉的。”

“为什么呢？”

“钱哪，这是个原因。我的钱不够买吃的。”

“你没有工作？”

“没有。”

“有没有去找？”

“没有。”

“这你得解释一下理由，孩子。”

“这事很复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了解。”

“这让我来判断。只要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不必担心别人听了会怎样。我们不赶时间。”

由于某种因素，我有股难以压抑的冲动，想把自己的故事全部说给眼前这个陌生人听。这么做其实很不恰当，但还来不及阻止自己，话已脱口而出。我觉得自己的嘴巴在动，但同时又像在听别人说话。我听见自己喋喋不休地谈论我妈、维克托舅舅、中央公园跟吴凯蒂。医生礼貌性地点头，可是显然不懂我在讲什么。我接着解释这两年来的生活情况时，看得出来他变得很不自在。这让我很沮丧，他表现得愈不懂，我就愈想跟他讲清楚。我觉得自己的人性尊严岌岌可危。他是军医也没关系，他也是人啊，没什么比跟他好好沟通更重要的。“我们的生命取决于多重偶发事件，”我试着以最简洁的方式说：“每一天我们都要跟这些冲击和意外抗争来保持平衡。两年前，为了个人和哲学上的理由，我决定不再抗争。那并不是因为我想毁了自己──你千万别这么想──而是我以为将自我放逐于这世界的混乱里，这世界就会向我表露某种秘密的和谐，某种能帮助我参透自我的形态或方式。重点在于要接受事情的原貌，要随着天地万物的潮流漂浮。我意思不是说自己做得很好，其实我是一败涂地。不过失败并未损害这个企图的诚意。就算我离死不远，我还是相信自己是比较适当的人选。”

月宫　3（4）

这番补充说明很烂。我的语言愈来愈别脚抽象，最后我发现医生已经没在听了。他盯着我头上某个无形的点在看，眼睛蒙上一片困惑和同情。我不知道自己的独白表演了多久，但已经久到让他判定我是个无可救药的案例──一个货真价实无可救药的案例，不是那种他接受训练来拆穿的装疯卖傻的人。“这样就行了，孩子。”他最后打断我的话说道：“我想大致上我已经了解。”接下来的一两分钟，他潦草地在公务用信纸上写下意见，我则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发抖流汗。他把纸条折半，然后手横过桌面交给我。他说：“把这交给大厅的指挥官。出去的时候，叫下一个进来。”

我记得自己按捺住偷看的诱惑，拿着纸条走到大厅。很难不去感受到被监视的感觉，大楼里头一定有人知道我在想什么。指挥官是个大块头，军服笔挺齐整，胸前奖章勋章饰带挂成一排拼图。他从桌上一堆文件中抬起头，若无其事地挥手要我进去。我把精神科医师的纸条交给他。他一瞥到纸条，就咧出一个大大的笑容。他说：“谢天谢地。你可省了我好几天的工作。”没有其他解释，他开始撕起桌上的文件，一把丢进垃圾桶里。他似乎满意极了。“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