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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疾病中。焦虑或者伴随着各种症状，或者单独出现，表现为一次性发作或较持久的状态，但都缺少外部危险方面的任何明显根据。于是，我们向自己提出两个问题：“人们在神经病焦虑中害怕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如何把这种焦虑与面对外部危险而感受到的现实焦虑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并非徒劳无功，而是得到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临床经验表明，焦虑性预期与性生活方面的利比多效益（ｅｃｏAｎｏｍｉｃｓ）具有经常性的联系。焦虑性神经病的最普通起因，就是兴奋尚未达到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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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多兴奋被唤起了，但却未予满足和加以利用，于是忧虑代之而起。我甚至认为有理由说，这种未予满足的利比多直接转变成了焦虑。幼儿身上频繁出现的某些恐惧便证实了这种观点。

这些恐惧中的许多是十分费解的。

但也有一些，例如对独居的陌生人的畏惧，却无疑可以给予解释。

孤独就如同一张陌生的面孔那样，唤起了儿童对熟悉的母亲的思念。他无力控制这种利比多兴奋，也不能使它中止下来；他只能把这种兴奋转变为焦虑。所以，这种婴儿的焦虑不应被认为是现实的类型，而应被认为是神经病的类型。

婴儿的恐惧和焦虑性神经病中对焦虑的预期，为我们提供了神经病的焦虑产生的下述途径的两个实例：这种途径就是利比多的直接转化。

我们不久便会知道第二种产生途径，不过它与第一种途径并无实质性区别。

我们认为，导致歇斯底里和其他神经病的因素是压抑过程。可是相信，现在能够比过去更好地讨论这个因素了，不过必须把受到压抑的观念（ｉｄｅａ）所发生的情况，与依附于这一观念的利比多部分所发生的情况区分开来。观念很容易受到压抑，并被歪曲到难以辨认的程度。

然而它的情感部分却往往转变成焦虑。不管这种情感的性质可能是什么——攻击性也好，爱情也好——情况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与上述利比多变得无法利用的情况本质上没有区别：它或者是由于婴儿期自我的软弱，如在儿童的恐惧中那样；或者是由于性生活中的各种肉体作用，如在焦虑性神经病中那样；或者是由于压抑，如在歇斯底里中那样。

由此可见，引起神经病焦虑的两种途径实际上是一致的。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注意到，焦虑的产生与症状的形成之间有着一种极为重要的关系，即二者是互相体现和取代的。

例如，一个患广场恐怖症（ａｇｏｒａｐｈｏｂｉａ）的病人，很可能是由于在某条街上突然产生焦虑而开始患病的，以后每次当他再走进那条街道时，焦虑都会重现，于是他就形成了广场恐怖症的症状。症状的形成可被认为是对患者自我活动的一种约束和限制，患者借助这种限制来摆脱焦虑的发作。

如果我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干预症状——例如各种强迫性观念（ｏｂｓｅｓｉｏｎｓ）——的形成，我们就可以看到相反的情况：只要我们阻止病人进行洗涤仪式，他就会陷入焦虑状态。

这种焦虑使他难以容忍，因为他曾经借助症状避开过它。

所以焦虑的产生看来的确在先，而症状的形成位于其后，症状仿佛是为了避免焦虑的突然发作而产生的。神经病在儿童时期的最初表现是各种恐惧状态，我们从中非常清楚地看到最初产生的焦虑怎样被后来形成的症状所取代。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观点。

所以我们，应该到这种相互关系中去寻找理解神经病焦虑的道路。

与此同时，我们成功地回答了在神经病焦虑中人们害怕什么的问题，并成功地证实了神经病焦虑与现实焦虑之间的区别——他所害怕的显然是他自己的利比多；而两种焦虑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危险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并且这种危险是意识不到的。

在各种恐惧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观察到这种内部危险转变为外部危险的方式，亦即神经病焦虑转变为明显的现实焦虑的方式。

为了简化通常是极为复杂的事物，我们假定广场恐怖症患者所害怕的始终是一些诱惑的情感，而这些情感是他走在某条街上时被相遇的人们所唤起的。

于是，他就在恐惧中产生某种取代作用，把他所害怕的诱惑情感变成某种外部情形。

通过取代作用，他以为自己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

一个人当然能用逃跑的办法从外部危险中解救自己，但逃离内部危险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