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第2/4 页)

先后入狱，只剩下谢唯真一人在狱外，以致《救国时报》在李立三入狱后不得不于1938年2月停刊。

李立三的假案是套用当时惯用的手法杜撰出来的。首先，是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无限上纲，例如所谓“编审工作中的政治错误”。1936年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翻译出版的有关公审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的资料，这份资料由林达生任责任编辑，李立三负责编审。译稿中“党徒”一词引起了异议。王明、康生提出这是“政治错误”，并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进行审查，对林达生给以处分。同时借用此事，李立三进行指控，说他“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说成是‘党’，把匪徒说成‘党徒’”，这是“蓄意蛊惑人心”、“阴谋将反革命黑货塞进政治出版物”。在林达生被捕后又进而诬告李立三是莫斯科市“华人反革命谋杀集团的头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旨意，策划谋杀斯大林、莫洛托夫等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有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等，并胡说什么李立三在中国一直搞反革命活动，1930年到苏联来也是带着反革命任务来的。

为了给这些骇人听闻的罪名寻找“依据”，苏联内务部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要知道，当时仅凭犯人的“交代”，就可以马上送去枪毙。第一次审问，内务部人员就把皮鞭放在桌上，妄图给李立三一个“下马威”。二处处长沃尔夫松用连夜审问、不准睡觉的疲劳战术折磨李立三，进行诱供、逼供，甚至把一些经用刑后招供的人拉来“对质”，李立三还是坚决否认。沃尔夫松想迫使他“就范”，把他关进像棺材一样狭小、黑暗的禁闭室，用皮鞭、橡皮棍毒打，李立三仍不屈服。有时，利用他处于昏迷状态，逼迫他在“交代书”上签了字，第二天他一恢复体力，清醒后就推翻假供词，坚持进行反抗。

李立三认为，这是异常严肃的###，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声誉。他觉察到有人想把他的案件无限扩大，进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进行诬陷。一次审讯时，沃尔夫松就拿出有瞿秋白、周恩来、项英、任弼时、罗迈等名字的中共领导人名单，诬称他们都是“###产国际的托派集团”，逼着李立三承认这个集团是他于1930年推行“立三路线”时带头成立的，其目的是“破坏和消灭中国革命力量”。李立三听后大为震怒，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诋毁和诬蔑是他绝不能容忍的。李立三坚贞不屈，决心斗争到底，他坚决要求写信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查员开始不肯，李立三就声称他的案件至关重要，许多情况只能反映给苏共及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才能澄清是非，迫使审查员不得不同意他的请求。李立三抓紧机会，把自己的冤案写信上告斯大林。他的信，斯大林究竟看到了没有，不得而知，但李立三利用这种迷惑战术，拖延时间，不断写信上告，以引起各方领导人的注意，这样做确实达到了目的。李立三自己说，他当时最担心的是把他当做一般犯人草率处理，拉去枪决。他给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写信，审查组就不敢轻易对他动手了，并于1939年1月不得不将此案转交莫斯科军区军事法庭，于当年5月正式开庭审判。李立三经过认真准备，在法庭上进行了自我辩护，对起诉书中所罗列的罪状一条一条地予以了义正严词的反驳。他郑重声明，中###史不容歪曲，所谓“华人反革命集团”完全是杜撰出来的，他自己绝不是托派，更不是“反革命集团的头目”，进而控诉了一些人采用非法手段进行逼、供、信，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李立三有力的自我辩护引起了法官的重视，法庭经研究决议，对李立三的控告因证据不足，予以驳回，待进一步审查后再议。

铁窗苦斗：李立三在狱中纪实（2）

这是一次很大的胜利。李立三的案件从此有了转机，原负责人沃尔夫松被调走，不久被撤职判刑。新来的审查员态度比较认真，详细地研究了李立三的资料，不再追究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是对具体的事情，如公文包的丢失、1936年的译文问题等等进行了实事求是地调查。李立三看到了一线曙光，但仍然受到监禁。监狱里的日子很难熬，李立三后来常说：“坐敌人的牢房容易，坐自己的牢房难。”既要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清醒的头脑来反抗提审时的暴虐、欺诈，又要机智灵活地对付牢房内各式各样的考验。

有一段时间，李立三被关在与世隔绝的单牢里，突然又押进来一个犯人。此人愤愤不平地向李立三诉苦，大骂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制度。这种反常的表现引起了李立三的警觉，他马上严厉斥责道：“住口！不许谩骂苏维埃，不许说共产党的坏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