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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恐怕也过于天真，并不能适应当时的市场效应。改编过的传奇仍然文辞太过典雅，脱离不了文人戏曲的窠臼，所以这些工作只能作为他身处沦陷时期北京城的消遣，真正搬上舞台的只有一出改编李渔《玉搔头》的《凤双栖》，四十年代中由张君秋演过几次而已。

“新文化运动”对京剧的冲击和影响应该说是很小的，我想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戏曲所面向的是市民阶层的娱乐市场，而“新文化运动”的思潮还仅局限于文化与知识界。无论是清末上海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兄弟排演的时装新戏，还是后来梅兰芳、尚小云编演的《一缕麻》、《邓霞姑》、《摩登伽女》等，对于京剧的发展来说，只能算是昙花一现，没有产生过什么重大的影响。在京剧近现代发展脉络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演员个人的才艺和流派渊源。戏曲的内容和文学形式已经降低到次要地位，这也是我们在撰写戏曲发展史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从金院本、元杂剧到明清传奇，可以很顺畅地述其文学脉络，但到同光以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只有演员和流派了。

月华秋水夜闻歌——文人与戏（3）

胡适、钱玄同和鲁迅的文学观点虽然迥异，但他们对传统戏曲的抨击却大体一致，在文化人中，他们几位对旧戏都没有兴趣。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的前后，却正是京剧处于鼎盛时期的年代，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京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当时并没有脱离整个社会的主流美学趣味，市民阶层不消说，文人对于戏曲的热情也丝毫没有因“新文化运动”而削弱。

自清代光绪末年以来，剧场已经有了现代照明设备，加上宵禁制度的弛废，夜戏、堂会不夜于京城，津沪两地更是繁华踵至，于是看戏（北京旧称听戏）成为各个阶层最重要的娱乐活动。那时的夜戏大约起于晚上六时，直到午夜方才散戏，演出剧目可达七八出之多，堂会戏更有开始于中午，直到半夜方散的现象。从清末民国以来直至五六十年代的许多文化人日记中，几乎都能找到在戏院看戏的记录。我曾刻意浏览过这些记录，发现看戏已不局限于社会科学界的近代学人，也有许多研究自然科学的学者参与其中，除了记述观剧之事，还有不少对戏曲和演员的评论。

曾经有人说，旧时的教授在工作之余有三大嗜好，那就是逛书摊、吃小馆儿和看京戏。那时除了城内的大学外，西郊燕京和清华的教授们只能在周末才有这样的机会。大抵是在周六中午进城，去琉璃厂、隆福寺或东安市场的各类书店看书买书，晚上在城内小馆儿吃个晚饭，再到吉祥、广和、中和或开明看场戏。散戏后，在城内有寓所的则可住下，没有寓所的就借宿在亲友家。正因为这种交通的不便，燕京、清华在城内都设有几处招待所，以备散戏后不能返回学校的教授们留宿。东城骑河楼西口路北有一处院落，就是清华的招待所，我小时常去玩，那里就是专门为清华教授周末进城看戏而准备的。

前几年，写过《张家旧事》、《最后的闺秀》的张允和先生曾在语文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昆曲日记》，当时只印了一千册，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这是一本体裁很特别的书，与其说是日记，不如说是一部记录北京昆曲研习社历史的书。

北京昆曲研习社成立于　1956年，是俞平伯先生与几位致力于昆曲研究的同好发起的，但在两度兴废的几十年间，真正主持社务活动的却是几位出身名门的家庭妇女，如张允和、周铨庵、袁敏宣、许宝等。

她们以传承昆曲艺术为己任，潜心研究，践习氍毹，交流曲人，薪火相传，在昆曲发展的历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昆曲日记》附有“曲人名录”，收录了现代昆曲爱好者与昆曲研习社交谊深厚的专业前辈、演员近二百人。我发现在这二百来人中，除了部分专业人士外，占大多数的则是许多大家熟悉的文化界长者。因为家庭及其他方面的关系，直至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对他们都是十分熟悉的。例如傅惜华、张伯驹、郑振铎、俞平伯、华粹深、叶仰曦、许宝驹昆仲姊妹、叶圣陶及至善至美父子、徐凌云、唐兰、谭其骧、吴晓铃、胡厚宣、吴世昌、倪征、张谷若、朱德熙、周有光、朱家、吴小如，等等，都名列其间。虽然他们各有不同的学术领域，如文学、史学、考古、法律、语言文字，都可谓一界之泰斗，但对昆曲却都有着很深的修养，且热衷于昆曲的传习活动。我至今仍记得　1959年在文联礼堂（即今商务印书馆）多次观看他们彩排和演出的旧事。彼时十一二岁的我刚刚开始看昆曲，只是记得礼堂内很热闹，演出前大家彼此寒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