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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算不得儒医，尤其是这类文人虽懂医道药理，但大多认不得方剂中的饮片（即加工后的草药），如果真的为人诊治，也是会出大乱子的。

我曾听先师刘宗恒先生（毕业于原华北国医学院，施今墨先生弟子）讲过一个故事。三十年代有位前清翰林，读了不少医书，也颇通方剂。某次为友人的孩子诊治，用了《麻杏石甘汤》加减，麻黄量用到二钱（一般方剂中麻黄用量不超过三钱），服用两剂后不见功效，于是又将麻黄用了四钱，仍然不见发汗。这位老翰林胆子也忒大，居然将麻黄用到了八钱。恰巧这家人将方子换到一家大药铺去抓，孩子服后大汗淋漓，两个时辰一命呜呼。于是经官动府兴起诉讼，法院询问医家是否看过饮片？那老翰林答称看过了，确是麻黄无误，由此可以判定是医者用药不当的责任。还是后来经过警局审慎侦察，从前两剂剩余药中捡出麻黄饮片，居然是将炕席剪成二分长的小段，冒充麻黄所致，最后去买药的那家药铺倒是货真价实，造成小儿夭亡。最后法院将出售假药的药铺主人绳之以法，老翰林虽有过失，但免于起诉。自此之后，那位热衷医道的老翰林再也不敢谈医了，可见没有丰富的临床实践和药物学基础是不能为人开方治病的。

先伯祖梅岑公与先祖于三四十年代同住在东总部胡同作寓公。两宅相隔不远，他们昆仲感情笃厚，但爱好却迥然不同。先祖父喜爱琴棋书画，顾曲鉴藏，而我这位四伯祖却爱好理工农医，深居简出，在家中鼓捣些“勾股定理”和“九章算术”之类，又颇通医药。自己拟就一剂“桑麻杞菊膏”，以桑椹、黑芝麻、枸杞、*为主，配伍有二十多味药，很以为得意，让同仁堂制成膏剂，分赠亲友，称可调理气血，养阴补益，至于是否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这位四伯祖逝于三十年代末，仅活到五十开外。后来“桑麻杞菊膏”的方子又流传到我家，倒是我的老祖母奉为至宝，六十年代初又将方子制成蜜丸，让同仁堂配了两百余丸，后来终无人服用，全都生了虫子。

如萧龙友、丁福保那样文人“下海”的医家，毕竟是不多的。

博物君子今何在——文人与收藏（1）

不久前，一位旅居英国的老朋友送来他新完成的一篇稿子，题目是“珀西瓦尔？大维德爵士与中国古陶瓷收藏”。我对陶瓷完全是外行，但在拜读这篇文章之后，却真是感到中国收藏界对珀西瓦尔？大维德（Sir　Percival　D*id，1892—1964年）的了解太少了。大维德是西方研究中国古陶瓷最负盛名的学者和权威，他的收藏已经成为西方乃至中国陶瓷收藏者引以为参照的重要依据。其实，早在三十年代中期，他已经出版了《大维德藏瓷谱》，当时仅印刷了三百余部，并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介绍，请院古物馆馆员滑仙舟先生题写了书名。大维德曾经翻译过中国的《格古要论》，但我以为这绝不仅仅是翻译作品，而是一位收藏家毕生实践的心血凝结。

1961年，大维德已届垂暮之年，他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将赴美国举办艺术展览，立即从伦敦飞赴美国，并向主办方提出了一个非分的要求，恳请他们让他触摸那些令他魂牵梦萦的瓷器。用我朋友的话说，这是他向中国古代工匠们作最后的告别。

也许，这就是一位收藏家对属于全人类艺术品最真挚的情感——尽管这些藏品并不属于他个人。

从小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常常为赵明诚与李清照收藏金石古籍的故事所感动。他们经常在归来堂品茗对坐，两人相互以所藏古物命题稽考对方，“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每在相国寺收集到藏品，则“相对展玩咀嚼，自谓葛天氏之民也”。这种夫妻之间的雅趣，读来令人神往艳羡。有时遇到一件古器而又囊中羞涩，甚至“*市易”。某次有人拿来一幅徐熙的《牡丹图》，索价二十万钱，第二天即要付款。两人相对无眠，对着古画展玩品评了一夜，终因凑不齐二十万而在次日将画还给人家，于是“夫妻相向惋怅者数日”。正是经过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才在经过二十年之后，完成了《金石录》。遗憾的是，当李清照为《金石录》作序时，她与赵明诚数十年珍藏的文物已经荡然无存，于是才有了“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无，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的慨叹。每读至此，我总会潸然泪下，这种感动，或许并不仅是对他们藏品流散的惋惜，也是出自对这种无奈的达观所感到的切肤之恸。

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笺》中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