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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纵横八万里，他的创作态度却是一以贯之的，简单地说就是以现代的写作风格，凭借现代的心理分析利器去剖析过往的人物、岁月和事件，力图还它一个客观公允的面貌。基尼利的努力得到了评论界的高度认可，如安东尼？思韦特（Anthony　Thwait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盛赞“《吉米？布兰克史密斯之歌》以高超的技巧将历史、心理洞察力和史诗般的历险故事糅合在一起，掩卷后仍绕梁三日，不绝于耳。”再如穆杰塔巴伊（A。　G。　Mojtabai）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高度评价基尼利重写圣女贞德故事的《血红，玫瑰姐妹》：“这个故事，那些场景我们全都已经耳熟能详：上帝的召唤、王太子的法庭、奥尔良、兰斯、鲁昂、火葬堆……谁要是还斗胆想再捡起这个已经被讲滥了的故事再讲一遍，那简直迹近卤莽。然而澳大利亚小说家托马斯？基尼利却有这个胆量，而且应付裕如，浓墨重彩地将一个全新的圣女贞德形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梅尔文？马多克斯也在《时代周刊》上撰文，将基尼利对贞德的刻画与传说中超凡入圣的圣女形象和肖伯纳笔下褪去光环的世俗形象做了一番比较，他认为基尼利“极富创见地重塑了一个完整的贞德，没有另外那两种形象那么蔚为奇观，不过绝对更加具有说服力，而且最重要的是，更加动人”。

译后记（2）

*年，基尼利出版的小说《献给阿斯马拉：非洲小说》（To　A*ara：　A　Novel　of　Africa），将目光投向当代战争，以小说的形式反映并反思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埃塞俄比亚频仍的内战，以一位澳大利亚记者作为叙述者和目击者，描述了厄立特里亚民族解放阵线为赢得厄立特里亚的独立与埃塞俄比亚当局展开的武装战斗。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撰文称赞“自从《丧钟为谁而鸣》以来还没有第二部作品像这部长篇这样写得如此老道、精妙”。一九九二年的名作《内海女人》（Woman　of　the　Inner　Sea）又重返他以事实为依据的小说传统，描写了一个丈夫跟别的女人跑掉，孩子又葬身火灾的女人在澳大利亚内陆重新寻找自我的故事。基尼利的祖上是爱尔兰人，他一九九五年的小说《河边小镇》（A　River　Town）就直接描写他的爱尔兰祖先在世纪之交移民澳大利亚的苦难历程。小说的主人公杂货商蒂姆？谢伊因慷慨地向邻居提供借贷而最终导致破产，就是以基尼利的祖父蒂姆？基尼利为原型塑造的。

基尼利的纪实类作品也跟他的小说创作具有相同的旨趣：探究身处重大历史事件（往往是战争）的重要当事人的性格和心理历程，追溯决定自己家族和国家命运的历史渊源。如一九九八年的《大耻辱》（The　Great　Shame）探究的是十九世纪被迫移民澳大利亚的爱尔兰人的命运；二○○二年的《美国无赖》（American　Scoundrel）是为美国臭名昭著的政客、内战时期的将军、杀人凶手丹尼尔？西克尔斯写的传记，其创作旨趣颇类似于斯蒂芬？茨威格的为约瑟夫？富歇这个“彻头彻尾不道德的人物”所作的传记《一个政治家的肖像》。二○○六年的《盗贼联邦》（A　monwealth　of　Thieves）则正面描写十八世纪晚期作为囚犯流放之地的澳大利亚的开国史事。

基尼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针对外界对他创作“驳杂”的批评，认为他的作品是“非常连贯的”，他说他作品的“连贯性来自主要人物的视角和价值观，所以我认为，从根本上说，我把我的作品视为一个连贯而且相对统一的整体”。

基尼利最著名的作品无疑就是《辛德勒名单》，而身为一位澳大利亚作家，生出为一个德国纳粹党员、发了战争财的工业家作传，重现和探索他之不惜冒身家性命的危险，拯救出一千三百多名犹太劳工的历史史实和心理过程，真可以说是个意外——因为他甚至都不是个犹太人（斯皮尔伯格花大力气将其搬上大银幕，除了故事本身的震撼人心，跟他本人的犹太人身份也是有很大关系的），唯一顺理成章的就是他对历史人物的探索癖好，因为人物才是历史事件的核心。

一九八○年，基尼利在美国的一家箱包店认识了店主、“辛德勒幸存者”普费弗伯格，从他的嘴里基尼利第一次听到辛德勒的大名。普费弗伯格得知基尼利是位小说家后，热心地向他展示了他保存下来的大量关于辛德勒的文件，并亲自陪他远赴波兰，实地踏访克拉科夫和跟辛德勒的事迹有关的众多地点。基尼利又在普费弗伯格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