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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似乎立刻像开了闭的水。他将“那一类事情”深深地埋在情感的花床之下，并竭尽全力地忘却她奇怪的不属于人类的言语。

然而，在一切都安排停当后，他的不安仍然在加深，而她也离他更远。

一切似乎在增长，但正是这样，另一种奇怪的忧虑又涌上他心头。如果她总有一些或完全是这种性情，如果他没能发现，那会怎样？在他们初婚的几个月里，当他的眼睛看着她，她的眼睛看着他时，他们的眼睛相遇，心跳在同一拍上，就好像俩人的手相碰。可是现在，她的手在那里就像个幻觉，他的手碰不到它，而他的目光则总也遇不上她深深的凝望。她那漆黑的眼睛变得不可接近，“深不可测”一词立刻出现在他脑海中。她仔细打量他，却什么也没显露。一起生活的时间越长，丈夫和妻子之间应该变得更轻松，更熟悉，可她却变得越来越陌生。

大多数对妻子不满的丈夫，喜剧文学的包袱，谚语的智慧，都证明了一个饶舌妻子的可怕，但那种可怕比起一个沉默的女人，一个沉默有思想的女人，就不值一提了。一个破口大骂的妻子会没完没了地说一些烦人的事，但打归打爱归爱，而一个沉默的女人说出了一切。

近来她总是好像在观察他。她的沉默充满了对他疑神疑鬼的自我意识的谴责，对此他却无法自辩。

当他与那个年轻的、黑黑的、羞答答的姑娘结婚时，他是将她全部置于自己的保护下的。那时他绝不会感到恐惧——这个词用在一个妻子身上是奇怪的，我们在这里用的是它最薄弱最温和的含义。但后来他对妻子的忧虑和不安不断加剧以至几乎产生这种心情。

当然从一开始他就发觉她身上有些微妙的不同寻常的东西，包括她的长相。但那时他只是觉得那正是她迷人的地方。她既不高大也不臃肿，但骨骼宽阔；她那两条粗眉毛和深灰色的双眼分得异常开；丰满的嘴唇，两边嘴角下弯，显得有些严肃，有时会做出心不在焉的蠕动。早先他觉得这一切十分“出众”，但后来他却宁愿认为那是“异常”。她的异常远远超过她苏格兰血统所具有的那一点异国情调。

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她的家人，他们十分奇怪，几乎根本见不到他们。她第一次出现在他的世界是一个罗曼蒂克的故事。他在出版商的鸡尾酒会上遇见她，她被邀请参加倒不是因为她的成就而是因为她的雄心大志，那时她告诉他，她那住在荷波里梓郊区的家人反对她学习和写作的愿望。她只是把他们称作“人们”。她获得过格拉思高等学校的奖学金，她不顾家人的反对上了大学，到了伦敦。她写过诗歌，她告诉他说，并且希望出书。

不过，伦敦，她说，并不完全像她想像的那样。伦敦让她吃惊，让她害怕，让她不知所措。伦敦看上去越来越奇怪。她始终无法习惯这里。人们总是说最不可靠的话，做最不可靠的事。

“我常常感到，”她说，“自己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不过，你知道，那又让我有一种在我出生的岛上家里一样的感觉。你是否有过那种感觉？这里的人看起来对世界和自我是那么自信。”

正是因为她说的这些话才使约瑟夫·戴维斯先生想到要在生活中引导这个文静的，拿不定主意的可爱的年轻人。遇到这样一位聪明的年轻女子，这样单纯，这样愿意接受教导，而且，还没有开始不理智地匆忙走进生活，实在是出人意料的事。把一个白人女孩看作一个小精灵不是非常公正的事。在他眼里，她就像一张可以涂墨描彩的白纸。

他对她想的越来越多，心里充满了开掘金矿的冲动，并对她产生了爱情。他完全陷入了情网。

当他提出要读一些她写的诗时，她说她不愿意别人读她的诗，她只想将诗印刷成书，自己来读。她的诗就像一位传教士翻译的中国诗，大多是一幅幅生动的写意画。从出版的角度，再看看那些对当代诗人的批评，以及那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评论家，他不认为这些诗会成功。然而，她的诗有一种特有的简洁、坦率和微微忧伤的味道。

得知她住在布鲁斯柏瑞的学生宿舍，他与她建立了联系，并能很自由地带她去四周转转。也许，有一段时间，他只想做她的第一个情人，但她却坚持婚姻是她惟一与他相处的方式。

当婚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时，两个头戴帽子，身着细平布衣服，骨瘦如柴的渔夫突然光临伦敦，来“看看他”。她变出来的这两个家人，是最令人吃惊，最想像不到的，除了有和她一样的黑肤色和深灰色的眼睛，他们没有一点与她相像的地方。尽管他们也强壮，但没有她所表现出的优雅和拘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