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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的历届领导班子，没有后者清醒而明晰的正确决策引领，苏州经济尤其是让全国人民刮目相看的苏州乡镇企业经济是不可能发展得那么“莺歌燕舞”，那么“喜气洋洋”，那么“桃花盛开”……

笔落此处，我耳边突然传来一曲悠扬的民歌：好一朵茉莉花

好一朵茉莉花，

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

我有心采一朵戴

又怕看花的人儿要将我骂

……这是我们苏州老家人人爱唱的一首歌，它很柔、很美，就像西施式的苏州美女，其音色则像苏绣的质地那样滑润艳美。但我知道茉莉花香是因为茉莉花树经历了秋冬的霜露，假如没有这漫长的秋冬的霜露，茉莉花不可能那么香。

苏州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些像茉莉花香那样，也有些像“好一朵茉莉花”歌那么动听。可我知道，苏州的乡镇企业发展史并非像我上面叙述的那么平缓、那么一往前行和阳光灿烂。它的发展与壮大过程充满了复杂的斗争与风雨……

这一幕有必要记录下来。因为这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它是留在我父亲身上的一道深痛的伤痕：

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候，我给他擦过一次身子，发现在他背上烙下一道很深的伤痕。我开始以为是他年轻时带领民兵先锋队在望虞河水利工地上留下的光荣印记，不料父亲说那是他在80年代干乡镇企业最得意时被人暗算的一次事故中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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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牵“牛鼻子”让姑苏光芒四射（2）

我那时已在部队工作，离开家乡十多年了，父亲那时创办的一个眼镜厂和一个绣花厂在当地也算有些名气。

父亲说，那是一次在干部会上有人“揭发”他到苏州给人“行贿”了3只甲鱼和60斤鲢鱼。“我一气之下提出要辞掉厂长职务，回家的路上一生气，不小心摔倒在水渠里，是一块水泥板挫伤了我的后背……”父亲接着又说，一段时间内，有人把社队企业在做生意中给客户和合作单位送些东西看做是“行贿受贿”，“批得很厉害，甚至判刑的有好几个，从此我再没有干了。”父亲说。

我知道父亲后来再没有干眼镜厂厂长和绣花厂厂长了。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并不清楚。在写这部书的时候，我翻阅了当时的一些中央文件和政府出台的有关规定，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那些文件上赫然写着“整顿”、“治理”和“严打经济犯罪活动”，并且条文非常明确地规定对那些“请客送礼”现象要严厉打击，“严重的要以罪论处”。乡镇企业在进行合作和经营活动中的“请客送礼”，在当时被认为是“罪恶的源头”，因为有人认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就是凭着“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发展起来的。这就必然成为了整顿的重点。

父亲的第二次下台是因为有这样一次“整顿”、“打击”的背景。

“我算啥·我几个好朋友还被关了好多年呢！他们才更冤枉。”父亲说。

前年在张家港采访几位从乡镇企业家成长起来的典型人物时，我突然想起父亲身上的那条伤痕，便问起他们是否经历过这样的事。现今名声显赫的长江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时任长江村党支部书记的郁全和直喘粗气地对我说：“你父亲受的罪可能还是轻的。我当年天天被‘治理整顿工作组’叫去‘交代问题’，不仅弄得我精神失常，连家属跟着一起活受罪。”

“朱永生最惨。”郁全和说的朱永生是当时沙洲县另一个把乡镇企业搞得特别好的大队支部书记。朱永生搞社队企业有一套，他自己也成为全省模范书记，还当上了第五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开始后，有人七拼八凑，硬说朱永生在办厂时有贪污行为。起初说他贪污了10000元，后来又觉得离谱，说是7800元。朱永生因为这所谓的7800元“贪污”，被判七年徒刑。

七年呵！一个曾经带领百姓创造辉煌业绩的乡镇企业领头人，落得如此下场，引来多少人的同情和不平。出狱后的朱永生立即投入了申诉，是后来的张家港好领导秦振华书记几经苦心努力，才给朱永生*申冤了。后来查实，朱永生的所谓贪污7800元，纯属强加的不实之词。因为这些钱都是企业在与合作单位往来和经营过程中必须开支的正常经济活动。只有最后的200元不明来龙去脉。“就是2块钱你们也要还老朱清白！”秦振华指示说。冤情终于查清，这200元是朱永生交给一个部队的汽油费，因为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