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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新加坡人动用了10万美元搞了三个模型，中国这边看来看去，不知敲定哪一种。后来由*过问，最后是通过*的公子邓朴方以中国残联名义访问新加坡时将此事确定下来的。

合作进入实质阶段后，双方在理解和共识上的差异与融合就更复杂了。

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你们必须在一两个月内将70平方公里面积的“园区”内的情况尽快搞清楚。

“一两个月·这怎么可能·仅测量也得用一年时间呀！”商务谈判成员之一的周志方，曾经当过苏州市区的建委主任，搞过规划工作，知道要弄清70平方公里面积内的情况是个啥概念，更何况金鸡湖那片湖塘密布的烂地方，按中国当时的测量水平也真得用一年半载的时间方可弄出一份新加坡人要的材料。

“这你们不用着急，我们有先进设备。”新加坡人对苏州人说。后来他们真做到了，也就45天左右的时间，把70平方公里内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而且绘出了1000多张各种情况的数据图。三月菜花开的时候来的，五月就完工了。苏州人打心眼里看到了什么叫先进生产力和运作能力，并且从心里敬佩新加坡人。

关于“软件”问题，也是中新谈判最核心和最重要的部分。这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事，因为它涉及两个不同背景和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的相关问题。新加坡人说的“软件”其实包括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主要体现在城市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规划、土地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的建设和管理、环境的治理和保护、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应用、投资的宣传、网络组织、营销方式、鼓励措施等，属于一般经济管理的范畴，是建设一个国际化现代园区所必需的，这是完全可以引进的。第二个层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业镇调控市场的经验，以及促使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有序竞争、相互合作、和谐统一的做法，属于经济体制改革范畴，引进也是可行的。第三个层次主要指立法、执法和廉政肃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这可以部分地吸收。新加坡方面认为既然我们是“移植软件”，那就得按新加坡的做法来操作园区。苏州人哪敢随便答应——当时非常敏感的一件事一直绷在苏州人的脑子里，即主权问题。

一位中央领导在听取关于苏州与新加坡谈这个园区合作项目时曾说过这样的话：除了主权，其他的都可以谈。言外之意，你们跟新加坡人谈合作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出现任何有损中国主权的哪怕是一点点这方面的问题。

苏州人明白：国与国之间，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哪有纯粹的经济问题！即使是经济问题，也可能缠到政治与主权问题，更何况，新加坡“软件”内容中，有关社会、文化和教育等等，都是十分具体而细密的，这里面的麻烦多了！

“什么·软件·把他们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全部搬过来就叫软件·哼，你们苏州人可要小心哟！”在北京，苏州人向有关方面介绍和征求意见时，得到的这样的疑问甚至是质问，并非少数，有些话在当时让人听后真会背冒冷汗。

为了专门应对新加坡的“软件”移植，当时苏州市政府在园区筹备组下面设了一个“借鉴办”。牌子挂在那里，一位北京来的领导见后，瞪着眼睛，说：什么狗屁牌子！

苏州人见状，不知该说什么。

“借鉴办”的牌子虽然没摘，但几经风雨飘摇。

1993年，对苏州市委、市政府来说，为了这工业园区建设，一方面要与新加坡方面讨价还价，一方面要跟国内来自多方的不理解与反对声进行解释甚至是斗争，正可谓内外夹攻、左右挤压。但市委、市政府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与支持下，始终没有动摇过。“只是那种风雨交加的日子非常艰难，如果不是为了苏州现代化建设和子孙后代的幸福，当时我们真的想甩摊子。”一位苏州“老园区”这样对我说。

“与新加坡谈判中首先碰到的是三块硬骨头，即：基础设施、土地价格和公共管理。这三样东西必须是我们这边要完成的，谈了一次又一次，就是谈不拢。”吴克铨说，“当时我已经62岁了，本来在完成章新胜市长交代的接待好李光耀等新加坡客人后，就不想再具体参与园区的筹备工作了。可就是因为上面这些事谈判非常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当时的国情、社情不允许我们步子一下子迈得那么大，可人家新加坡人不干，他说他们的‘软件’就是需要一步到位，所以市委后来决定，从各机关抽调14个人组成工业园区筹备委员会，市长亲自挂帅，我是负责人之一。”

这是市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