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部分(第3/4 页)

的人，其中一位是胡适。胡适很谦和，举止得体，他与父亲和司徒先生的关系都很好。还有一位是马歇尔将军，他每次都是自己开车来，也没有什么保镖之类的人陪着，跟我们说话也很客气。虽然穿着便装，但腰板挺得很直，十分威风。当时我手头有一本“生活”出版社出的他的传记，现在想起来，很遗憾当时没拿那本书找他签名。

司徒先生后来写了本《在华五十年》。对他与父亲这种超乎寻常的情谊，司徒先生说，他“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当年有很多人怀疑父亲的身份，觉得他不是亲共产党就是亲国民党，我后来到了美国，总是有人问我：“你父亲站在哪一边？”我告诉他们：哪边也不是。父亲跟司徒先生想的一样，他们并不倾向于哪个党派，只是希望中国不要有内战。

1955年8月，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父亲能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归还中国。1962年，司徒先生以86岁高龄去世。

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政府组织一访华团到中国访问，三姐傅海澜是其中一员。临行前，父亲托她将写给周恩来的信带到中国。一年后，应周恩来邀请，离开中国24年的父母回到了故土。

周恩来送的花瓶，原来一直放在我们家。1988年5月，三姐傅海澜受父亲之托，专程回国送回了那只明代彩绘花瓶。5个月后，父亲在华盛顿去世。父亲见证了近代历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遗憾的是他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回忆性的东西。

生前，父亲曾为司徒先生“将骨灰埋葬在燕园”的遗愿，两次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但都未获得明确答复。司徒先生的骨灰现在还保存在我们华盛顿的家中，实现他这一遗愿的任务又落到了我头上。1995年到2000年，我在北京工作了5年，我找了好多人，但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司徒先生最后的遗愿能在我这一代实现。

（2006年6月26日）

我的母亲龚澎（1）

∷∷口述 乔松都

1953年诞生于乔家的第二个小生命，是乔冠华与龚澎在朝鲜时一份爱的纪念——1952年，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顾问随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善解人意、体恤下属的周恩来派龚澎到朝鲜探亲，于是有了这个新生命。当时，乔冠华告诉朝鲜革命军领袖南日：“如果是男孩，就叫松岳；如果是女孩，就叫松都。”松都是朝鲜开城的古名。

17年之前，乔松都与哥哥宗淮一直生活在爸爸妈妈温暖的庇护下。1970年妈妈龚澎的离去，是这个曾经幸福无比的家庭一连串变故的开始，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他在泪水与痛苦中渐渐长大，也无时不刻在与妈妈心灵对话。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是乔松都用8年完成的书。但有些话题，她仍旧选择回避，无论是书里还是在面对面的采访中。尽管这样，这次口述，她还是提供了在她*之外的那个美丽而传奇的母亲龚澎的影像。

启蒙

妈妈是191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的，她生命的第一天，便是从与家人避难海外奔走四方开始的，这似乎预示她的一生也将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度过。

妈妈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教育来自我的姥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安报考陆军速成学堂（注：后更名为“保定军官学校”），成为第一期学生，主修炮兵，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姥爷去世时，蒋介石还送过一副挽联。毕业后，姥爷在安庆讲武堂任教官，辛亥时期，他成为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法国马赛港抵达上海时，姥爷与同盟会会员齐聚码头迎接，孙中山专门召见了他，而黄兴还把夫人徐宗汉的堂妹介绍给姥爷，促成了一段姻缘。

因为支持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而遭袁世凯通缉，1912年姥爷带着姥姥与刚满月的大姨远走日本，在那里生下第二个孩子，姥爷为她取名“慈生”，她便是我妈妈。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返回国内的姥爷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姥爷与陈炯明私交较深，但后来看到陈炯明与孙中山不和，甚至谋反，姥爷开始失望以至萌生退意。退出军界的姥爷，在老朋友的帮助下，落户上海。

姥姥徐文出生在广东一个大家庭里，写得一手好字，记得小时候姥姥最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