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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都教育科技园来说，它遭遇的问题是带有普遍意义的，那就是作为孵化器，它的定位到底是什么？

2008年6月，在成都教育科技园王总的陪同下，我们前往武汉东湖创业中心进行考察。作为国内孵化器老大哥的武汉东湖创业中心在创立后的十余年间一直是国内孵化器的样板，然而这个“标兵”却在2001年前后做了“逃兵”。东创主任龚伟如今说起来还颇有几分得意：“当时其他孵化器的负责人见到我都说，你们是国家树的一面旗帜，怎么就改制了，是不是不做孵化了？从中央到地方，大家观察了我们三年，最后得出结论说你们是对的，你们还是做孵化。”

改制的过程颇有几分逼上梁山的感觉。2001年，武汉市为了创建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准备投资十个亿打造两个核心项目，一个是光谷广场，一个是创业街。打造创业街的任务落在东湖创业中心的头上，但是政府投资建完光谷广场之后却没有钱再来投资创业街。没有钱，但是要出成果，东创在情急之下打起了“毕业”企业的主意，请他们入股，投资建设。不用龚主任多费口舌，这些创业者对创业街的价值心知肚明。事实证明，这是一条真正双赢的道路，东创不但顺利完成了几十万平方米的开发建设，还走出了孵化器建设的一条新路——产权式孵化器SBI（Shared　Business　Incubator）。通过孵化器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实现孵化器建设的商业化运作。SBI建设不再依靠政府投入，而是靠社会机构、企业投资者及个人投资者以共享孵化器物业产权的形式投资建设，这样既可以调动社会资金，满足中小企业对于孵化器的要求，又可以使投资者分享创新企业与孵化器的成长带来的收益。

伴随着SBI走出一条新路，东创中心也完成了改制。因为发展到一定程度，改制成为一种内在的要求。龚主任的解释是：“原来的体制走不下去，走不下去的原因是留不住人，留不住人的原因在于提供不了那个待遇，没有人却要做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那是笑话。你没做过企业怎么为别人提供咨询？我们今天到企业去给别人做咨询的时候底气很足，因为我们是很成功的企业。不是说我们赚了多少钱，而是我们知道怎么赚钱。原来我们不是企业，原来我们是政府，政府去孵化企业，很多时候没有真正起到孵化的作用。”

东创借改制之势在全国布局，目前已经在东西南北中五个城市设立了市场接入机构，把武汉东创的模式在全国范围复制。虽然东创的改制还没有完全结束，打造一个完善的模式还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东创的发展方向无疑是符合孵化器发展规律的。

纵观世界各国孵化器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着眼于企业组织的创立、从单个孵化器转向孵化系统、孵化器的企业化运作和创业孵化集团的出现。

孵化器之困（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孵化器的运作逐渐呈现集团化的趋势。随着孵化器的科技成分越来越高，传统的不具备或缺乏创业经验的孵化器只能帮助新创企业生存，对新创企业快速成长的价值非常有限。而由风险投资、地产开发和控股公司组合而成的孵化器集团，除了向新创企业提供办公场所和技术研发平台、企业管理咨询支持和服务、技术开发计划、市场营销、竞争研究分析、法律顾问、会计等外，更重要的是为新创企业提供风险投资资金、企业发展战略、品牌经营和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支持，其目标是追求企业孵化的最终成功。

孵化器集团的出现解决了孵化器自生能力的困境。作为孵化器建设和孵化器运营商的孵化器是不以赢利为最高目标的，他更关注在孵企业所需要的硬件条件，而作为风险投资人和地产开发商的孵化器则可以分享在孵企业成长的红利。由于与在孵企业的合作关系，孵化器风投机构对于在孵企业的了解更充分，判断更准确，投资回报率也更高。通过孵化集团这种方式，可以解决孵化器赢利模式的难题。

综合美国、法国、以色列以及中国这几个孵化器做得比较好的国家的经验，工作室认为：孵化器作为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关键环节，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在孵化器发展的历史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通过不同形式的支持，如直接资助和补贴、优惠税收政策等，支持孵化器的建立和发展。此外还为新创企业与各种机构协作提供支持，加强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搭建社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