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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是一个轻步兵营,两个炮兵骑兵排,他们穿戴的是在上海制造的军服和军帽(以取代在“快帆皇后”号失事时丢失的军服)。接着便是“喜气洋洋”的司令官,穿着大礼服,帽子上插着白色的羽毛饰,陪同他的有:他的两位准将冉曼将军和柯利诺将军,以及本茨曼和施米茨上校,康普农少校,各单位头目、各部队首领和参谋部军官,“只见金光耀眼的一群人,肩章、饰带、绶带上的金饰,帽子的羽饰,上光的皮革,无不放出夺目的光彩”(埃里松语)。军人的队伍由第101团的乐队殿后,他们的后面是外交人员的队伍。
101和102团的旗帜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旗帜引导着特使。法国的全权代表,让-巴蒂斯特-路易·葛罗男爵,穿着一身黑色服装(他的大礼服在“马拉巴尔”号海难时丢失了),佩着勋章和饰带。他坐在轿子里,由八个身着号衣、头戴法国三色帽的轿夫抬着。在他前面,四名士官抬着一只带有皇帝纹章的银盒,里面放的是由点缀着蜜蜂图案的蓝色天鹅绒包裹着的1858年条约文本。
队伍的最后,是身着野战服的两个炮兵骑兵排和两个步兵营,“迈着军人的步伐,整齐划一,正好给惯于以貌取人的中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布隆戴尔语)。但孟托邦写道,他原本没想到,还有一支非正规部队,使看客们大饱眼福,这就是来自各个部队的女炊事员!“这些妇女们大多数非常年轻,她们穿着半男半女、半军半民的服装,像男兵们一样踩着鼓点齐步行进,把好奇的中国人都看傻了。”
钦差大臣恒祺,率领一队身着礼服、骑着马的官员,在安定门前迎候法国人的队伍。葛罗对这一姿态表示赞赏。随后,队伍又顶着烈日前进了,路上花了两个小时。巴赞库说:“诚然,这支置身沙场的部队,在远离法国五千法里的地方,并没有战神广场上受阅部队那么风光……”。但孟托邦尽他最大的努力,使他的队伍像英国人一样规模庞大,虽然不如他们光彩夺目,但至少和他们一样军仪威严。
不过一个小小的麻烦还是影响了法国人的军容。地面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煤灰,路面又没有洒水。按凯鲁莱的说法,在漫长的行进过程中,法国部队“只得在黑尘形成的云雾里穿行,尘土钻进我们的衣和胡须,进入胸腔和眼睛,使我们口干舌燥,呼吸困难,两眼难睁”。
葛罗男爵和孟托邦将军,在使团成员和参谋部军官们陪同下抵达礼部,“一座外表相当难看的庞大建筑”(樊国梁语),受到恭亲王和几位中国地位最显赫的高官迎接。这些官员都是文官——武将均被排除在外——他们服装的前胸襟上都显赫地绣着或鹳、或雉、或孔雀等鸟禽的图案……
巴吕描述当时的场面说:“当葛罗下轿时,恭亲王上前来到礼部大堂的门口。亲王施中国礼(与满族的礼仪不同),双臂向前伸出,双手抱拳致意。法国特使脱帽回礼”。
亲王走上前来迎接特使,但特使抢在他迈过门槛之前迎上前去。亲王向他伸出手来。双方相互寒暄一番。亲王重又拉起特使的手,引他来到位于自己左边的座位。这在中国是贵宾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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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签署和约(5)
前一天与额尔金进行签字仪式过程中的冷漠气氛,被亲朋好友相聚的气氛所取代。深谙外交手腕,善于掌握分寸的葛罗,使年轻的亲王感觉轻松自在。与额尔金不同的是,他努力向亲王表示出他的敬重,让亲王深信他本人和他的君主都怀有和平与和解的愿望。在此前一天饱受英国特使侮慢折磨的恭亲王,这才感到心平气和。他后来甚至还露出了微笑。给两位全权代表以及双方的主要陪同人员都献上了茶,但一直怀有戒心的孟托邦要确认他的茶与亲王的茶出自同一只茶壶……
外交手续可以开始了,使团的二号人物巴士达伯爵担任法方司仪。巴赞库记述道:“双方交换和平条约的文本,查验印玺。条约的法文本誊录在漂亮的羊皮纸上,中文本写在烫金的书板上,然后恭亲王和葛罗都在文本上签字画押。
此时,在礼部附近发出一声炮响,这是给部署在安定门的炮兵发出的信号,于是,后者发出二十一响礼炮,以示庆祝。亲王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研究条约和带有拿破仑三世头像的法国国玺。葛罗送给亲王一套法国钱币,“包括了价值一百法郎的金币直到只值金币千万分之一的小生丁”。亲王对此深感兴趣,并请人说明以法郎为单位的法国币制,一种远比中国币制简单实用的货币体系……从钱币上的人头像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