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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斟察之后抽税若干，既未并于一般田赋，也难说是官田的租金。山东亦因黄河改道，淹没后又变为干地而开垦的田土，情形亦复类是。湖广地形变化，开垦更多。昔日湖沼成为“圩田”；以前河岸瘠土，仅征“芦课”者，至此也有增进为良田的形势笔者所著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1974），pp�107…108；254。。根据不完全史料，可以看出这些土地的税收，纵未全部饱地方官之私囊，也未完全公开交代。皇帝也不直说，而总是漫天要价，责成这三省官员，在他们出进之间，每年以银四万六千两交福王，以作王府用度。各官员口称无田时，福王派人在河南侦查与地方冲突，事诚有之。但是将十多个县份的田土，划为一人的产业接管，则技术上亦不可能。迟至1617年湖广官员只承认每年缴银三千六百五十九两。因之笔者估计，福王掌握极少数田土之外，所谓庄田，实为现金津贴，年入不过两万两《神宗实录》，页9771，9773，9825，9881，9901，9920，9924，9942，9946，9957，10089，10339；10526，10611，此实情亦摘录于笔者所著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New　Haven；Conn�1981），中文版为《万历十五年》（台北，食货，1985）。。虽说数目浩大，和四百万亩的田地比较，则不可同日而语矣。

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4）

又崇祯时堵允锡奏疏称：湖广之“长（沙）善（化）两邑，旧额百万亩，今入藩封者，且七八十万亩”。今日仍有人摘此作为明代为封建社会的例证1979年冬，笔者见傅衣凌先生的《明清土地所有制论纲》排版，页25，38，仍有这段记载。特与友人James　Geiss君造访傅先生于旅舍，告知本页注③情事，但不知《论纲》出版时曾修正否。。其实堵允锡所称亩数，全无实据。日本学者清水泰次终身研究明代土地制度。他在1928年即作文指出事不可能，堵信口开河，“无数字观念”清水泰次，《投献考》，载在《明代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1968），页404。原文登载于1928年7月，《东亚经济研究》，12卷3号。亦见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又如两县百分之七十至八十割占为庄田，又有王府旗校巡逻征税，则满清入主，势必有极大的冲突，此亦与实际情形不符。

以上三数事，即可以看出不顾客观条件，只从原始资料断章取义的摘录若干文句，无学术价值。因其只能对当日的事实真相，作无实际贡献的参和，以表白作文者本人说有根据。而其实将16世纪白银流通状态，土地占有情形，地方官之行政效率，皇帝与廷臣的关系全部混淆，使以后治史者，不知如何下手。其所褒贬，倒与今人无关。只是旧社会的弱点，今日亟需避免及改革之处，则因此名词错用，以讹传讹，反被掩饰。

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非仅官僚作风。既称主义则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凭借。笔者根据李老著作及谈吐，综录这些思想上的因素，约有下列数端：（1）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业已被其网罗无余。如以“褒贬”写历史，作为千古定论，墨守“原始的假说”，即出于这种自满的成分。和古希腊思想家认为自然法规，须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发现，才能不断地展开，迥然不同。（2）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中国君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面目为“天颜”，发言则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做人间组织的主宰。因之君臣务必合作，融和为一体。强有力的君主，以官僚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则成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组织的权威，才有道德的陪衬，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辩驳，相当于自然法规。（以上万历与群臣不协，才成为朝代的危机，以致两败俱伤。）（3）此种制度施行时，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例如十岁儿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称为“君父”，在明朝亦不设摄政。皇帝为愚顽，群臣仍称之为睿智，皇帝为暴虐，群臣仍称之为慈爱。这也就是说：理想的至美至善，尽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时，则假设其为可能。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4）这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