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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发生疑忌。曾发生过解散议会、内战、弑君、革新为民国、行独裁制、复辟、第二次革命，此外还有暗杀、发政治传单、排斥异教徒、与外国成立秘密协定与英皇受外国津贴的情节。而它的人口，则不外四百万至六百万之间，其与中国在本世纪初期不可治理的情形说来大同小异。当然这一段历史，可以产生不同的解释，有时同一作家，也可以作两重论调。有如艾诗立（Maurice　Ashley），就自己指责以前立说不对。这情形也和中国明朝同时。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Marston　Moor）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亦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岁次甲申，也就是明亡的一年。

我今天极想提供中国读者参考的，则是针对中国大历史（macrohistory）言，英国的历史应以1689年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为分野。在此时期以前，英国是一个“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unmanageable）的国家。法律就有不同的见解，法庭也有三四种不同的种类。所谓“普通法”（mon　law）者，乃中世纪遗物，绝对地尊重成例，凡以前没有做的事都不能做，对地产注重占用权（seizin），对所有权倒弄不清楚；缺乏适当的辞章足以解释动产的继承权；不动产的押当，也不符合社会需要现款的情况；也没有将地租按时价调整的办法；农作物只能推销于本地，限于历史上有根据的市场。其他如组织公司，宣告破产，防制侵盗，或者全未提及，或者与现状牛头不对马嘴。简言之，这种法律以旧时代欧洲封建制度的农村作背景，无意改革。一到17世纪初期，也即是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大批白银由西班牙自西半球输入，引起欧洲物价陡涨，英国内地情形也受国际战争及对外贸易的影响。地主则不能保持他们的产业，商人则不愿付额外之税，皇室则因军备增加而无法筹饷，一般贫农及小市民为生计所迫，有时感情冲动，宗教上教义抽象之处更给他们火上加油，所谓君权民权的冲突，两方各以成例为自己辩白。而实际上则成例已无法概括现状。即克伦威尔代表议会派军事上胜利，其标榜的方案仍行不通，因为社会本身还没有改革，上层机构不能以理想方式将其法令下达于农村的下层机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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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史和其他因素给我们的新认识（6）

1689年不流血革命之后，即无此现象，以前的问题，掀动了半个世纪，至此渐渐销声匿迹，宗教派别的冲突，也好像被遗忘了。其中最大关键，则是兵戈扰攘之后，土地所有已渐渐规律化。英国在17世纪，当然谈不上平均地权，只是内部较前合理，以前地主不知道自己产业在何处，大佃户（chief　tenant）不知何在，以及种田的人不知道自己是短期赁户或者倒是半个业主的糊涂情形，也随大时代的大###而扫除，很多地界不明的情形经几十年的斗争也弄得清楚了关于英国17世纪地产与革命的影响，下述两篇论战文章，为初学者所必读。此即R�，“The　Rise　of　the　Gentry，1558…1640，”Economic　History　Review，11（1941），pp�1…38。　And　�Trevor…Roper，“The　Gentry，1540…1640，”Economic　Review　Supplement　I（1953）。其背景则可见Lawrence　Stone，The　Cauese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London，1972），�关于战前地产无法规律化的情形，见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Cambridge，1967），阅于1692年土地税，见�Bromley，ed。，Cambridge　Modern　History；（Cambridge，1970），pp�285…286。但直到18世纪初封建性的地产关系仍若干待肃清的例子，见G�，English　Economic　History（London，1970），p�108及，The　Gentry：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London，1976），p�173。。这经过的情形使唐尼（R�H�Tawney）幽默地指出，地归业主，以打仗的方式执行，要比法庭告状诉讼便宜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