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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相径庭，所以要在学理上造成一个绝对的地位，才能无懈可击。今日之世界则无此需要。况且那绝对的立场，技术上也不容易维持，即有如人类之性善或性恶、定命论的真实性格，属于宗教上的问题。又有如洛克的“劳力价值论”在17世纪形成。当日生产方式简单，要说某人能将自己劳力混合于自然的资源之内，即将这一部资源，当做他的私产，还讲得通。而今日最有商用价值的广告事业，以无线电的电波在空间广播，则就要使前谓劳力价值论作硬性的解释，发生困难了。

所以我认为针对今日中国的改革作辩论，一定要澄清这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体制，只有宣传上的效用，没有学理上的意义。一个尚待开发的国家，连最基本的现代组织都未完成，就奢言实行共产主义，甚至完全否定个人私利观，那才是颠倒历史。我们也看到对这后项运动作学理解说的著作，总不免包含着错用名词、不顾世界历史发展程序诸种办法，结果是与时代不合节，只能再度造成中国传统里“金字塔倒砌”的结果。

本书和作者

黄仁宇还是青少年时，梦想成为拿破仑。数年后他发现自己在蒋介石的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他的士兵每月薪饷十二元，但如果携带一挺轻机关枪投奔附近山头的土匪，每人却能领到七千元。情势如此，黄仁宇无法成为军事英雄也不足为奇了。

他之后去过印度及缅甸。在本书中，西方世界的读者将有第一手机会了解，史迪威将军的美国幕僚群及中国野战部队之间如何进行恶意竞争，而且是站在后者的角度观察。我们的作者就在现场。

对日抗战胜利后，黄仁宇前往东北，见识到林彪的“人海战术”。麦克阿瑟七十大寿时，黄仁宇代表蒋介石去送礼：象征长寿的盆栽。但在下一趟的台北之行中，黄仁宇和长官陆军中将朱世明却差一点被监禁，因为谣传朱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不过，直到今天，黄仁宇对蒋介石仍然有一定的仰慕。他也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对毛泽东有一定的敬重。

本书作者毕业于美国堪萨斯州雷温乌兹要塞陆军参谋大学　（U�S�Army　Staff　College　at　Fort　Leavenworth，Kansas），从国民党军队退伍后，到安亚堡（Ann　Arbor）做按日计酬的工作，一边攻读密西根大学的博士学位。三十年来，他毫不间断地研究历史。他在数所重要学府做过博士后研究，其中包括哈佛及剑桥。他还出版过数本著作，发表无数的文章。他的《万历十五年》两度提名美国国家书卷奖（American　Book　Awards），已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法文、德文及日文译本即将问世。

在中国历史的学术研究方法上，黄仁宇博士不同于西方大部分的学者。他认为，西方式的学院分工方式无法适用于中国文化的综合研究，因此，西方观察家通常不是将中国视为“白雪公主”，就是看成“老巫婆”。事实上，中国两者都不是。为了独排众议，黄仁宇必须付出很高的代价。

中国出了什么问题？黄仁宇会告诉你，中国是“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庞大官僚体系，底层是没有明显差异的农民。他在本书中解释，这是地理因素及历史原因使然。至于补救之道，他建议“加强中间阶层”，尊重农民阶级的财产权，因为到目前为止，后者都是看各党派的脸色。

黄仁宇在中国大陆及台湾还有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位居高层。他劝他们从历史深处去探讨他们的问题所在。中国人可能要像桥牌选手一样，祭出高明的策略。

至于刻下东方与西方的冲突，本书敦促双方的公民停止自认道德优越，转而接受事实，了解“两个不完美的系统”都面对共通的“巨大数学问题”。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通常来自于目的论的见解，将历史解释成三个步骤的直线发展：过去、现在及未来。这种干净利落只适用于受限的视野或当地的事件。在“大历史”中，作者必须想象我们生存在宇宙的螺旋之上。即使是伟大的领袖，也只能在弯曲的小径施加小小的推力，其行动很少能配合其目的。重大战争只是启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趋势，使好战分子最初的军事目的显得无关紧要。然而，即使如此，黄仁宇坚决否认自己是目的论者或是哲学家。他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学家，但不是理想派，而是实务派。他引用康德的话指出，没有人可以自认了解“物自身”与“不可知”。但他也引用普利茅茨殖民区　（Plimoth　Plantation　in　Plymouth）及1862年的公地放领法案　（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