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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手下。
1941年雨季,我们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岁月。雨没完没了,无穷无尽地下着,有时是倾盆大雨,有时是濛濛细雨。如果能停半天,就相当不错了。我感染了虱子。在亚热带的云南南部地区,夏季和秋季的白日很暖和,但夜晚气温陡降,山区更是如此。士兵穿着冬季的棉袄蜷缩身体入睡,用蚊帐、毛毯或帆布当被子,抓到什么就盖什么,甚至几个人合盖一床被。地板上则铺着稻草,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虱子的天堂。我们的除虱行动从来不曾大获全胜。有一天,我看到士兵把棉袄内部翻出来,在缝线中寻找虱子,找到后就用大拇指掐住虱子柔软的腹部,哔啪作响。不久后,我也拿出母亲给我的羊毛衫如法炮制。一名中国作家曾发表一篇短篇故事,描写掐虱子时,看到拇指上沾着挤出来的血,不禁涌出复仇的快感。他一定有亲身的体验。
我感染过两次轻微的疟疾。我们从来不把疟疾当一回事,医生会给你几片奎宁药丸,认定你服了后就照样活蹦乱跳。我的一些军官同僚认为,治疗疟疾的最好方法就是吃狗肉,我深感怀疑。这些人似乎找到了使军中饮食多样化的医学借口,结果我并没有听信这派的医学理论。
雨季快要结束时,我们准备接受第九军司令官的视察。我们尽心尽力清扫驻扎地所在的农庄。但是关麟征将军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努力成果。我们师里的射击手在他和随从军官前表演技艺,他再对我们进行一番小小训示后,视察就结束了。
约莫在同时,我发现前线一些作为令我心烦。第十四师夹在两大军团之间。西翼是第九军,东侧第一军是由军阀龙云率领的云南省军队所组成。他们都戴法国头盔,装扮也胜过我们。部分原因是他们和当地的联系较好,驻扎地区的公路也较好,因此状况较佳。但是,他们的军官从事走私贸易。骡队通过他们的前线往返越南,一定要经过他们的默许。骡子运载桐油、水银及锡块到南方,这些都是日军需要的战略物资。回程时就载了鸦片、纺织品和香烟,不难想象他们从交易中取得暴利。对日本间谍来说,这也是很好的掩护。数月之后,我在重庆遇见老友卢益 (音译),在他催促下,我用化名将我的见闻写成文章,由他替我发表。现在卢仍是上海两所大学的新闻学教授。
在我们获悉珍珠港事变前一周,我的父亲过世了。因为当时邮政缓慢,我收到妹妹写的信时,已经过了一个月。信中她只提到父亲病重,我把信给长官看,获得第十四师批准“长假”,几乎等于退伍令,我不用再回来服役。美国参战时,我们觉得胜利在望。先前我方急着把军队派到云南,认为日军一定会从越南入侵。然而,太平洋战事扩大时,日军却移师他处,越南前线顿时清静了不少。在那段期间内,我和弟弟将父亲安葬在湖南,将母亲和妹妹送往重庆。我不再返回第十四师,反而在首都卫戍司令部从事文书工作。我还是穿着军装,执行着旧式官僚的工作。这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层面:在上方的庞大指挥部中,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形式,而高级将领之间的关系因为缺乏组织的逻辑运作,必须遵从旧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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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陆(5)
军校的一位同学来看我,建议我:“我看你已经成功了,有了陶壶和朱砂印,已经步向绍兴师爷的后尘,真是美事一桩。你现在只要把指甲留长就对了。不过,如果我是你,我会换掉那身哔叽制服。穿这种衣服对你没好处,最好还是改穿丝袍,加上刺绣补钉就更完美。”
我根本不需要他来嘲讽我。我的心意已决。在总部不到一年,我无聊得要命,就像水手辛巴达一样,心痒难挠,一心等着上战场。1942年正值多事之秋。外在世界发生许多事,菲律宾、中途岛、斯大林格勒等等。隆美尔还驰骋在北非;杜立德(Doolittle)已飞到东京。我们的西方盟军表现不够出色,顿时显得我方还不算太差。这也影响到我的心理。即使我不是当拿破仑的料,但至少我不必手持陶壶当绍兴师爷,一直等到战争结束。我可以找点刺激的事来做。
因此,在1943年2月的一天清晨,我和一群军官飞过“驼峰”到印度去。我们是先遣部队,到蓝伽(Ramgarh)去设立新一军的总部。
印度与缅甸(1)
在1942年,中国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缅甸,是由第五军和第六军组成的,这是蒋介石所能调度的最好军队,但结局十分凄惨。刚开始中国军队和英军发生争执,延误了入缅的时间,等到进入缅甸时,一切已经太迟了。打仗的时间少,撤退的时间多。日军在盟军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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