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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安局报了案，说是“阶级敌人陷害红色革命造反领导干部”。公安局的人查了好多天，也没找到肇事者，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1970年，城里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胡泊本属于独生子女，按规定可以留城。可因为父亲的问题，还是要下乡。母亲默默地为儿子收拾了行装。胡泊和李长胜、金大章一起下乡去了。那个小村，离天河有六百多里。临行前，母亲让金大章、李长胜多照顾小弟弟胡泊，金大章和李长胜说：“阿姨，您放心吧！”

下乡后，胡泊虽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村里的农民和知青们并没有歧视他。加上有金大章、李长胜兄长般的呵护，胡泊感到在农村反而比在城市里自由多了。

他在村里极其秘密地谈过一段非常短暂却又是刻骨铭心的恋爱。那叫不叫恋爱，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但那个无比可爱的农村姑娘雪儿，却无可奈何地嫁到另一座大山深处去了。那件事，过了十几年他才告诉了李长胜。其他人，谁也不知道。

过了两年，李长胜当了铁道兵，走了。又过一年，金大章也回天河就了业。胡泊在村里当了几年民办教师，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76年底才回城。但回城后，却因父亲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纠正，有关部门就是不给安排工作。胡泊为了生活，就到建筑队去当临时工，推沙子、水泥、红砖，后来因活太苦，收入不多，而他身体又不太壮，就不干了。一天，他联系了一个家电维修部，要去当个临时维修工，父亲却因一朝被“电”咬，十年怕“触电”，坚决不让他干。胡泊只好答应不去了。直到1980年，造反派头头孟司令因打砸抢迫害老干部，加上强Jian女工给判了十二年徒刑。胡泊又陪父母多次上访，有关部门才给胡泊父亲平了反，并把胡泊安排到一家区办的勺星商店当了工人。可父亲平反后不久就病倒了，不到半年就离开了人间。父亲的死对胡泊的刺激很大。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他就经常头痛。为了防止母亲担忧，就悄悄地吃止痛片。但就在这时，母亲因积劳成疾，又思念丈夫，患了心脏病，在丈夫去世后不到一年，也在一天夜里悄悄地走了。母亲的死对胡泊的打击更大。他的头痛病又犯了，而且比原先还重，一个月没能起床。后来，胡泊翻来覆去地琢磨，父亲母亲在最艰难的年月里都熬过来了，怎么反而没能过几年舒心的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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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心情在别处（41）

他也曾想过复习功课参加高考的。他不想在商店当一辈子搬运工。特别是店里那个五十多岁外号烂地瓜的老经理，对他非常的呲毛。他早就不想在勺星商店干了。可一拿起书本，脑袋就疼、就晕，试了好多次，都无法战胜那个可恶的头痛病。他这才声声哀叹，这辈子完了！

店里有个叫曹双的营业员，比他大几岁，长得黑黑的瘦瘦的，人愣精愣精，外号黑泥鳅，也有叫他曹泥鳅的。这人很适应气候，觉悟得早，从80年代中期就“亦工亦商”，上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请了病假外出跑买卖。家里早实现了电器化，还给闺女买上了钢琴。他就悄悄地劝胡泊不要一棵树上吊死，趁年轻干点儿能挣大钱或能干一番大事业的行当。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泊在市工人文化宫门口的橱窗里看到了一张举办摄影培训班的告示，心中一动，就报了名，每天晚上去听课。刚听了三天，就把积存的几百元钱都从银行里取出来，去买了一架海鸥相机。边听课，边练摄影，又跟个老师学暗室技术。几个月之后，把家里的那半间房也改建成了个小暗室。当他冲洗出自己拍的第一张黑白照片时，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呵！画面上是一只在初春的河水中游动的小鸭子。起了个名字，叫《天河水暖它先知》。过了几天，又试探着把照片寄给了《天河日报》，没想到十几天之后竟发了出来。这一下，大大激发了他的摄影热情。半年下来，他已在省市报刊上发表了十二幅照片。后来的几年里，他利用业余时间拍摄了几百张照片，寄出去发表了一百多张，还得了一个市影展奖，一个省级刊物的奖，加入了市摄影家协会。成功的喜悦使他的头痛病竟也悄悄地隐退了。他在日记本的扉页上抄下了安徒生童话中的一段话：“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时，我做梦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幸福！”

也就在这时，一个23岁的女孩悄悄地走进了他33岁的生活。

第　六　章

韩立冬的出现，如一池死水中投下了一枚沉重的石子，在玉儿心中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波澜。以往，她一直是认了命。人这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