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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子想起来了：“噢，就是在望荷桥北头碰上的那个孩子？我还寻思是个十四五岁的娃哩！怎么那么……”

话音未落，寨门一响，玉儿推着自行车进了院。三口人全都闭了嘴。

这事一直闷了好几天，娘才吞吞吐吐地告诉了玉儿，玉儿听着听着，愣了：“娘，那我不上学了？”

娘挺为难地说：“要是招了工，就不能上学了。”

晚上，玉儿躺在被窝里，无声地流着泪。想想，自己还是哥哥抱大的。哥哥小时候就挺懂事，家里有了好吃的都让给妹妹。有一次，哥哥带五岁的妹妹到村外去挖野菜，天下起了急雨，脱下褂子包住妹妹，背起来就往家跑，自己光着脊梁给淋成个落汤鸡，当晚就发起高烧来，一病七八天。在村里，因有了哥哥，一些捣蛋孩子才不敢欺侮自己。哥在县城干临时工，每个月一百多块钱，他那么个大小伙子，恐怕连饭钱都不够。可还省吃俭用。每次回家来，给爹带盒烟，给娘带点儿药，给妹妹带点儿本子、铅笔、发卡、头绳、钥匙链啥的。哥能找上个城里的媳妇，就是攀上高枝了。如果就不了业，过几年，还得回老家来，当一辈子泥腿子，再找个没文化、长得不怎么样的媳妇。农家的孩子，连做梦都想走出这块盐碱地呀！哭了一夜，思来想去，第二天一早对娘说：“我答应了。”又提出，能不能先跟来永订亲，让她参加完高考。考上了仍是来永的人，考不上再就业。绝不会反悔。雷子去对来永说了，来永怕玉儿考上大学就飞了，坚决不同意。玉儿又去上了十几天学，雷子拿回来了招工手续。玉儿晚饭也没吃，骑上车子去了学校，找到班主任罗老师说要退学，还没等罗老师那张大了的嘴巴合拢起来问个为什么，玉儿转身骑上车子飞快地驶出了校园。这是1986年3月的事。

罗老师教的毕业班虽说年年都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考上大学专科中专的，可他几乎没评上过一次先进，也从来没获得过任何奖励。已近知天命之年，他似乎对名利看得很淡很淡了。当别人为他打抱不平时，他却一个劲儿地摆手：“算了算了，说那个干啥！没啥意思！名利这玩艺儿，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有工夫，还不如去村外头跑上几圈，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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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心情在别处（12）

第二天下午，罗老师下了课就骑辆旧自行车赶到玉儿家来了。在那棵树冠如一把大伞似的香梨树下，罗老师问清了缘由，说：“你们这个班里，我原先盘算着，你、朱亚苹、凤子，这三个女生，男生里还有草根，考本科都是很有希望的。可现在……”他抬起一只手，把几只在他脸前嗡嗡转悠的蜜蜂撵开，仰首望着头顶上的一朵朵梨花，长叹一声，“可惜了！太可惜了！”

罗老师回去以后就病了，一病一个多月，老是头晕胸闷。玉儿听说后，去看他。罗老师见玉儿来了精神好了许多，起了床跟她讲了好多以后应该注意的事。玉儿一一点头。罗老师特别强调：“以后无论干什么工作，一定不要放弃了学习。虽说不上学了，还是要坚持自学，上高尔基讲的那种社会大学。中国妇女的文化水平至今仍比较低，农村女孩子的文化水平就更低。我希望你能成为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好孩子，即使以后成了家，当了妈妈，也不要忘了学习。有文化的人才能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干出一番事业来。千万不要满足于拿几个工资，过个安逸的日子，当个贤妻良母。”

玉儿点点头，又看了看老师一贫如洗的家。两间低矮的旧平房，屋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一张老掉了牙的八仙桌和两把破木头椅子不知是罗老师老辈里哪一代传下来的。只有床头上堆了一大摞书，是老师大半辈子的财富。罗老师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原先都是农村户口，前几年才转成了非农业。罗师母长年在农村种地料理家务，积劳成疾，才四十四五岁就像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一样，又黑又瘦，满脸皱纹，一头灰白的乱发。

就在检查组准备结账写调查报告向县纪委汇报的第二天早上，陈正良收到一封匿名的群众来信，上面只有短短的两行字：

除恶务尽，痛打落水狗——肖守本半年多来与小黄瓜（县果茶厂女工）多次胡搞，给了几千元公款。望尽快查处。

陈正良拿了信，急忙去找韩立冬。韩立冬正在接一个忘年交个体运输专业户二愣子打来的电话。二愣子亲热地叫着：“哥，快一个月不见了，挺想的。这两天到兄弟这里来坐坐吧？”韩立冬呵呵地笑着，说：“好呵！”又道，“哎，我上次提醒你的，一是运输易燃易爆的化工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