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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姑娘与蛇结婚，互相残杀流血的陋俗恶习重新抬头、盗窃抢劫行为遍地发生的黑暗现实，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当今的阿尔巴尼亚社会，是一种毫无希望，任何人都没有出路的社会。小说灰暗的色调，悲观的倾向将作者消沉的情绪和阴暗的心境展露无遗，连专门以出版卡达莱的作品为营生的“奥奴弗尔”出版社，在对本书的介绍中都说：“这是卡达莱平生第一次如此阴郁地、悲观地出现在阿尔巴尼亚的现实面前……”

《在一个女人的镜子前面》是由《带鹰的骑士》、《在一个女人的镜子前面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协会的历史》及《仙鹤飞走了》3部短长篇合成的微型长篇小说集。第一部写的是一个犯罪者从法西斯主义到共产主义所走过的道路。第二部把阿尔巴尼亚作家协会描写成阿尔巴尼亚最黑暗最可怕的一个机关，从而谴责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第三部写了一个富有才华的阿尔巴尼亚诗人经历的种种折磨和苦难。人虽然还活着，然而在精神上已经死了。这3部小长篇表达了卡达莱对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思想的愤懑和苦闷无奈的心绪。通过这3部微型长篇，卡达莱也否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留利？马兹莱克的生活、游戏和死亡》所讲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小说详尽地描画了马兹莱克艰难苦恨的人生征程，继而讲述了他被迫逃亡，死在他乡的故事。

难道卡达莱否定的只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晚期的一切吗？不，他要否定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其中当然还要包括原苏联的社会主义。《无广告的城市》宣扬：还是在1959年，当他还在莫斯科高尔基文学院学习时，就感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窒息了他的才华，使他对文学的激情一天天在泯灭。于是便偷偷地写起这部向共产主义世界进行大胆的挑战的《无广告的城市》。卡达莱抛出这部小说的目的无非是要说明：远在40多年前，当他还是一个23岁的青年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者了。

《影子》写于1984年至1986年，当时未能得到出版的许可。手稿秘密地保存在法国一家银行里，政情发生变化后才得以出版。

译序：阿尔巴尼亚出了个卡达莱（8）

《月夜》讲的是一个名叫玛丽阿娜的姑娘受不了社会舆论和上层建筑关于道德标准的压力而被迫自杀，成为一个可悲的牺牲品的故事。令人深思的是，这一悲剧恰好发生在国家总理“自杀身亡”之后很短的一段时间里，这就大大地增加了这部小说的针对性和干预现实的色彩。

卡达莱的作品，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受欢迎的盛况是空前的。

迄今为止，卡达莱的作品用35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共出版了637次。其中《亡军的将领》用29种语言出版了71次；《城堡》用14种语言出版了40次；《石头城纪事》用17种语言出版了34次；《粉碎了的四月》用14种语言出版了31次；《是谁带来了朵露蒂娜》用13种语言出版了23次。由于篇幅所限，出版20次以下的作品，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通过对上述一些作品概括性的描述和对重要作品出版情况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卡达莱侨居法国所创作的作品与在社会主义年代里他所留下的那些经典性作品相比较，是有着本质性的区别的。想当年，身为人民议会代表、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卡达莱积极向上，勇往直前，是建设和保卫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文学的先锋。那时候，他的作品充满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作品的艺术水平相当高，是许多青年作者学习写作的范例，也得到国外广大读者和文学界里的行家里手的广泛认同。当时，他是阿尔巴尼亚文艺工作者的一面旗帜，为国家和人民赢得了巨大的光荣。而后来，随着国际形势和阿尔巴尼亚国情的骤变，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信仰和理想追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大逆转，由一个进取心极强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蜕变成一个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攻击者。这是何等令人痛心！还是在社会主义年代，卡达莱的文名就蜚声阿尔巴尼亚国内外。而侨居法国后，他的知名度似乎比从前又高了许多。不过，从上面列举的一些作品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情况来审视，各国读者更多的还是喜欢卡达莱在社会主义年代创作的那批精品佳作，而并不是近年来他炮制的一些乌七八糟的大杂烩。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现在，卡达莱荣获了首届布克国际文学奖，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世界文坛要事。不过，我们还想知道，布克国际文学奖评委看重的是卡达莱哪个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