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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乡就不是只到乡里打过转。闻革中,长沙有个知青的造反组织,叫“红一线”(来自农业第一线)。这些人家庭出身跟我们一样,闻革前就下了乡,进城造了两年反,只为一件事户口回城。哪里回得了,到如今已有4…5年“知龄。为了区别于我们,人们叫他们“老知青”。其实我们走的将是同一条路。农民不信,他们说社教、四清时,工作组来跟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了一阵,都要走的。
这个时候的我们故作豪情满怀,说下放不比社教,社教是工作组教你们,下放是你们教我们,接受再教育,扎根一辈子,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身居茅屋,心怀天下,脚踩污泥,放眼世界,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一顿胡言乱语。又拿出纸烟来招待老乡们,全是“金纸纸”包的湘江、红舞、光荣。都算那时的高级烟。一副穷鬼显阔的摸样。看他们恭恭敬敬接过纸烟,口中称谢谦让:“您吃、您吃”。那身份的不同立刻显示出来。其实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在农民面前表现出优越感,恰好相反,是想做得尽量跟他们接近的样子,故作姿态,充好汉,装里手。掏出塑料烟嘴,歪刁在嘴角,那烟也索性撕了纸盒成把地甩,却越发衬出他们的谦卑和我们的狂傲无知。我们这时不过是些城里来的十几岁的学生伢子,偏要装出一副久经风浪的老练派头,十足的幼稚可笑。村子里其实来了一群无知识青年。但是农民们倒不介意这些,他们能原谅我们很多生活中的小节,善意地讥笑我们做家务闹出的笑话,他们看不惯的只是我们不爱出工。
头回出工就让我们领教了农村的艰苦。每天清晨走5里路到拦马口修一条渠道。站在淤泥中,从沟底向外掀泥。我们是穿着雨靴干活的,农民们非常羡慕。而他们情况好的也只能穿双解放鞋,那可得小心又小心,免得陷进淤泥中拔不出来;大多数则要打赤脚,寒冬腊月站在冰冷的泥水中,脚冻得彤红。我们羡慕的则是农民们象骆驼似的能耐劳,他们从早到晚一直是那样不急不忙的干下去,掀起泥巴来潇洒自如。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是应尽的天职。我们自以为搞过些体育锻炼,也爱打球、游泳,搞劳动不在话下。可是抓了几下掀板,全都不中用,不是上体育课的味道,感到又累又乏味。午饭也在工地吃,是集体开伙。冰冷的饭菜找块干净地摆上,人围一圈蹲着,就着北风下咽。
于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这工地我们是爱去不去了。
5、家乡吹来冰冷的风
5、家乡吹来冰冷的风
生产队为我们盖了新房。它是典型洞庭湖蓄洪区的房子,简陋至极,那意思就像是专门等洪水来冲似的,反正不值钱:稻草盖顶;细竹杆裹上草,用牛屎和泥往上一抹,算是墙;进门是厨房,旁边是睡房,整个房子只有一扇小小的窗子,它没有玻璃,只是从墙上掏个洞,剥去竹杆上的草就成了。这样的窗子你想多开几个也容易。但它不只透光,还透风,我们怕冷,有一个就够了,湖区的北风不好惹。
新房在村子的东南角,东面是片开阔的原野;南面是邻队的房屋;西面住着一对孤寂的老贫农和一个棉杆稻草搭的窝棚;一条沟渠,一条大路,一块菜地在北边把房子与队仓库隔开。这个所在清静、开阔。我们有自己的家了,对此很满意。本大队很多知青还没有房屋呢。我们四个人,以及八队的彭晓晖、刘国青、李歌闻等人在学校来往就比较多,现在又有了家,到了这里自然便经常走动。
在知青中串门子,可说是我们最快意的活动。过去在城里我们到同学家那是做孩子,现在都自立门户“成大人了”,相互间的走动就感到格外新鲜。我们互通信息,叙叙学生生活,谈谈家乡的近闻,交换书信的内容。
第一批家信来了,它给我们从长沙吹来的全是冷风:我们走后不久,又有“最新指示”下来:知识青年不分红的黑的,都要下乡,接受再教育。这几句话大大将上山下乡推进了一把。全国一下走了1500多万人。我们是小人心理,暗中高兴:好啊,有教无类,都下来了,使我们这些人中到底少了层一抹黑的悲哀。
但是毕竟这是项大政策,首先被罩住的还是我们。我们家已经走了两人,妹妹尚年幼,本来可以不走的,“最新指示”一出,妹妹也呆不住了,她受不了街道和学校的压力,又害怕山区的神秘,便独自一人随五中的知青下到沅江,插队落户了,那时她还不到十六岁。家里只剩妈妈一人了。爸爸的情况更不好,单位在清理阶级队伍,对他的结论是极右,处理是开除公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