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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拉琴。我们队的学生伢都喜欢你……听学生伢讲你要走了。你几时走？……谢谢你，你好走啊……我……我……要开会了，我……我开会去了。”她脸敝得通红，语无伦次地讲完就匆匆走了。

我当然知道她是谁了，但当时我是完全浸透在招工的喜悦之中。没有领悟到一个纯真的农村姑娘追求美好、向她心目中的文明化身道一声别的那种郑重。可以说这是一种动人的道别。我却简慢了她。从始至终对她说的话也许不到五个字。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一年书薇还在时，我们在石公桥水利工地搞宣传队。因为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宣传队就选了好些乡下的年轻人，其中就有我们临近大队小河口的张×梅（我忘了她的名字）和张春华。张春华因为扁儿告诉过我一些她的闲言碎语，所以记得她的名字。张×梅却是个言语不多，很不起眼的姑娘。她也许在心里非常钦佩我们几个能拉会唱的知青。过去她们也在队里演过些小节目。可跟知青比那差别太大了。他们没见过手风琴和小提琴。这两样，当地老乡刚开始连名字都不清楚，把它们叫做“扯扯琴”和“琵琶琴”，而我两样都会，因此我也许成了她们心里的偶像。

书薇走后，我已是白小河学校的老师。过了段时间，区里要开“三年建成大寨县”之类的会。那时文艺政策稍有开禁。也有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儿歌。我在学校教了这首歌和一首拾稻穗的歌。孩子们立刻唱遍了周围社队。张×梅找到我说她们大队团支部要在区里大会上唱支歌，学生伢唱的歌几多好听。问我要歌纸。我说不妥，我再帮你选支歌。拿出新出版的《战地新歌》，却只有一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适合大家在庄重场合唱。我唱了一遍给她听，然后把歌本借给她，叫她拿去就唱这支。

她回去了，几天后又来找我。原来大队里无人能识谱，广播室又没有这个歌的塑料唱片。只好要我教她唱。这在我真不算什么事。我教会了她。她回去教会了小河口全体团员。结果，小河口团支部（区、县优秀团支部）得了表扬。因为别的团支部只会《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小河口团支部唱的是一曲新声，得表扬是意中之事。这自然也是团支部书记脸上的光彩。

可是为这事张×梅的姐姐真值得选择这样一个时机，伺准了我，专门道一次谢吗？更何况这已经是事隔两个多月了。她是可以经常在村口见到我的。她关注我应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她没找我。她知道我并不认识她，就一直没勇气当面道谢。今天她看到我在礼堂门口探头探脑找人，当目光扫向她的时候（她就坐在门口）觉得是最后的机会了。因此她决心找我讲出刚才讲过的话，想必是鼓起了好大的勇气。我想她不仅是想道声谢，她想表达的应该更多。那是一种渴慕和崇敬。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就像今天年轻人追星一样。这对一个农村女孩是多么不易。我确是简慢了她。尽管知青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下层群体，可是在农村青年眼里，我们还是属于另一等级的。那一刻，我的茫然与迟钝可能使我无意中像个贵族少爷一样，漠视她的存在，使她感到卑微，就像德伯家的苔丝。

斗换星移，等到20多年后，听到一首叫《小芳》的歌，我再回想这事，隐隐感觉出那位农村姑娘心中的一片美好和高尚来。湖南经济电视台一档《真情》节目甚至使我动过心。（这是一个为观众牵线，重温旧情的节目）真想再去见见这位纯情的不知名字的姑娘（现在是大嫂了）。她曾经有过一刻非常纯真的美好高尚的感情，我敢肯定。然而真去找经视台，我又怕说我是自作多情。因为现在也许是相反了，她忘记了我，而我却清楚地记得这件事，记得她鼓起勇气的告别。可见我自己都没意识到，我其实当时是被感动了的。我很在意她对我的表白。真正卑微的是我，受宠若惊的是我。

我感谢她，她似乎是种象征。是她代表牛鼻滩，在我临别之际，表达了这片水乡对我的眷恋之情！

我走了。1975年12月28日，我离开了牛鼻滩。

中午的班船载着我走了。凝视船尾，镇上的房屋消失在转弯处，身后只留下一条螺旋桨翻起的白色浪链。它把那花岗石垒成的堤岸冲刷得干干净净，却冲不走我心中留下的这许多记忆！

（文中部分人和单位用的化名）

1982年12月初稿 2006年7月修改稿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附一）一封没有发出的致高红十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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