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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而言，适时而止，是为妇言；穿戴齐整，身不垢辱，是为妇容；专心纺织，不苟言笑，烹调美食，款待嘉宾，是为妇工。”妇女备此德、言、容、工四行，方不致失礼。

在“专心”篇中，强调“贞女不嫁二夫”，丈夫可以再娶，妻子却绝对不可以再嫁，事夫要“专心正色，耳无淫声，目不斜视”。

在“曲从”篇中，教导妇女要善事男方的父母，逆来顺受，一切以谦顺为主，凡事应多加忍耐，以至于曲意顺从的地步。

在“叔妹”篇中，说明与丈夫的兄弟姐妹相处之道，要事事识大体、明大义，即使受气蒙冤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万万不可一意孤行，而失去彼此之间的和睦气氛。

此后出现了《女史箴》、《女则》、《女孝经》、《女论语》、《内训》、《闺范》、《女学》等一系列的跟风之作，但都再也达不到《女诫》这样的高度了。

此外，班昭还写过赋、文等十六篇文章，她一生的作品，后来由儿媳丁氏整理为《曹大家集》。不过，今已佚失，只能看到《东征赋》等八篇流传下来。

班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著述的女子，也是中国第一位女历史学家，她的学识渊博，在中国古代女性中，实不多见。由于班昭在文学、史学上的特殊贡献，当她高龄去世时，皇太后亲自素服举哀，为她举行国葬之礼，殊荣备至。

品读：男权帮凶

班昭是一个突破当时男女界限的一位女中豪杰，她从事了一项历来专属于男人的职业——撰史。但是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她的鼎力之作《女诫》，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模糊不清，对她写的《女诫》，这本维护男性统治的帮凶书不断地被后人所批驳。

据《后汉书》记载，班昭还活着的时候，外界对《女诫》一书的评价即已毁誉参半，班昭的夫妹曹丰生，有辩才，曾写信就《女诫》的内容与班昭展开辩论；班昭的学生，马融则认为该书内容很好，命妻女抄习，然而妻女并未按照班昭的教训去处世行事。

事实上，在班昭死后，《女诫》一书就不再受人关注，中国的社会道德规范也逐渐宽松。只是到了明朝时，“理学”盛行，1580年明神宗命大臣王相为《女诫》作注，并与徐皇后所作的《女训》一起刻印，从那时开始，班昭的《女诫》再度广为流传，影响深远。

1898年5月，维新思潮在全国蓬勃发展，解放女性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裘廷梁创办了《无锡白话报》，裘毓芳在上面发表的《〈女诫〉注释》中大骂：不知哪个胡涂不通人，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害得天下女子不轻。弄到如今的女子，非但不知什么是学问，什么是有才料，竟一字不识的也有几万几千人。若曹大家也依着这“无才便是德”的话，《汉书》也续不成了，七篇《女诫》也做不成了，到如今也没人知道什么曹大家了哪能人人佩服她，个个敬重她？可见得做了女子，学问不可没有的。裘毓芳的这个反问非常有力度，直接批驳了班昭这种复杂的人性。诚然，一个才高八斗的女性却教育后世女性事事尊从男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简直匪夷所思。

对《女诫》批评最严厉的还是女性。1907年，在日本创办“女子复权会”、刊行《天义》杂志以宣扬无政府主义的何震，发表了长篇论文《女子复仇论》。文中使用了极为激烈的言辞抨击班昭与《女诫》，直呼其为“班贼”、“昭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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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2月，留学日本的女学生燕斌在自任主编的《中国新女界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女权平议》一文，开篇即针对《女诫》第一篇《卑弱》而作驳论：自人道主义之说兴，女权之论，日以昌炽。浅见者必惊其奇辟，目为邪说，从而力驳之，以为干刚坤柔，男尊女卑，乃不易之定理。女子以卑弱为主，何权之有？噫！为此说者，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之见，不足以知天之大。

班昭自己清心寡欲，没问题；但是她在《女诫》倡导的女性要“三从四德”，“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义”，“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等，这些理论被统治阶级人物利用后，就把后世两千年的女性像置于修道院一样，极大地禁锢了女性的思想和自由。

有人说，中国封建社会一整套的封建道德将中国无数妇女打入无底深渊，妇女无独立人格，成为男人的依附品，她们从精神到肉体都被弄得畸形了，不仅对着这些封建礼教躬身实践，而且积极参加对女性自己的奴化教育，而奴役最深的礼制，莫过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