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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我小两岁的工科孩子特别会凑字数，因为他引了很多外国人名和他们说过的话。大家知道，我国名字一般二到三字，外国人名加标点在内最少五个字，再加上他们爱挂嘴边的一些欧化句子，一篇1000字就能打住的文章通常膨化至1500字。

后来经常在《经济观察报》看许知远的社评，发现他并不是单纯凑字数，他西化到了牙齿，几乎让人不习惯，难受于在他文章里找不到外国人名标符。来自海外的名人名言成了许知远最抢眼的马甲，并一穿到底。那时是“经观”白衣飘飘的浪漫时代啊，社长浪漫，主笔也浪漫，浪漫得可以半版乃至整版不提经济二字，从美索不达米亚侃到安迪·沃霍尔，从哈耶克聊到村上春树，基本呈现世界名人大团结且环球旅游状。还是要说，许知远的很多句子很拽，跟方文山是两种极端类型，以至于读它的时候有虚妄的期待和成就感，这让我马桶坐得再久也不会觉得屁股痛，大概起到了转移注意力的作用。

地震后许知远写了一篇名叫《灾难、遗忘与不朽》的文字。我并不赞成许的一些说法，但我赞成他不断地写写写，这无论如何是一种权利。许的文章的问题在于他永远喜欢在别人干实事的时候发杂音，喜欢别人没闲暇反思的时候扮思想救世主。他的故作深沉在很多时候都不合时宜，看得出“卖”的痕迹，或许是卖弄，或许是有卖相。他的观点其实从来没新颖过，但他堆砌的许多名字、词、句足够新颖欲滴。具体点说，许的这篇文章与地震灾区那些“我是　X书记，救救我”的声音有异曲同工的地方，他们同样是用某种个体姿态消解集体努力，让一场救人接力变得多少有些灰色幽默。不是不反思，但你总不能在救火车呼啸而过的时候要求讨论它是否有权违反交规。地震刚发生就打出反思大旗，相当于一个人已经提前写好了关于某个国度、某种体制的所有反思文章，加上“地震”二字就交差了。换成火山爆发、海啸、山洪等自然灾害均可如法炮制。

许知远的幼稚曾经也正在骚扰他的灵气，这个能把文字排列得很有意思的微电子毕业生不能幼稚地认为任何线路接上都可以生产功效良好有益人类的电子产品，有些线路是不能接错的，不管接的时候焊工如何巧妙，它总会在某一时刻短路。那个忧伤的年轻人许知远，请你真正忧伤，好吗？

说到余秋雨，我想起九年前当记者时跟他的某些接触，他那时候更像个老师，准确地说是大学中文系辅导员，旁边“小鸟”是漂亮的马兰。现在余秋雨的模样，几乎相当于流行于上世纪70年代的黑白照片上色，总让人怀疑他有时是涂唇膏甚至口红的，有点“娇”入膏肓的感觉。

余秋雨谴责了“天谴论”，但他谴责的样子就像在撒娇。我看到他在某大学回答某学生提问时的问答录，基本避实就虚，看不出他怒火撒向何方。我对他越来越多的对话体深感不满，这级别真是弄得太高了，赶上金庸跟池田大作对话了。另一方面我也明白了，于丹、易中天跟余秋雨之间的差距还是存在的，于丹只敢弄孔子跟学生的对话，还是“翻译”，余秋雨玩的可是自己跟学生的对话。对话体用得越多，人越神秘，越上神坛，因此，当我的朋友江小鱼在博客里老出现“答某某报记者问”时，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准备相机、纸笔，请江用他擅长的“童体”签名，这种问答体足可证明他可能成为名笔、名人啊。

余秋雨撒娇的姿态是狂风暴雨式的，他在回答中好像保护了朱教授，同时又像是揭发了他。我看完他的回答，惊叹于他的智商，深为其浩瀚的信息量所折服。所有人由此都激发出去探寻朱教授真面目的居心。这种居心并不叵测，倒有点像余秋雨大手指引导致。

撒娇的最高境界是别人看不出是在撒娇，纷纷自责关心对方不够。比如，我看完说口红、套子、《文化苦旅》什么的，就会扪心自问：当年我为什么不去关心这句关涉小姐提包私货的段子是真的还是谣言，相信了这句话这么久，我为什么不去考证一番就四处散播？一想到这，我投案自首的心几乎都有了。

一句题外话，余秋雨的朋友魏明伦也是撒娇高手，当年我为魏身陷某种人际纠葛采访他，他竟发来亲笔手书长篇反文，但我写稿当然求立场公允，于是，说他不好的流言和他的申辩都一并登了，结果老魏气得嘴都歪了，还说一辈子不会原谅我。我只当他是撒娇，后来在广州一次饭局上，魏很“高姿态”地说算了，原谅我了，我当时想，有什么原不原谅的，撒娇而已嘛，难不成真想捣鼓成“念奴娇”词牌啊。

一头独立特行的猪

不从人的角度，而从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