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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整个手术步骤，老师也认为我已经完全可以独立承担手术了。

领导看我急匆匆地闯进办公室，忙问：怎么回事？急成这样。我一五一十地汇报了手术过程，包括怎么发现出现了差错，自己又怎么处理的。领导听完，沉吟片刻，安慰我说：“既然没对病人造成不良后果，心里就不要再背包袱了。每一位医生的成长，每开展一项新的手术，都需要一个过程。你今后一定要汲取教训，认真谨慎地对待每一例手术。”

下午我又赶到翟大夫的住处，向她详细叙述了手术经过。翟大夫说这种情况他们也曾经遇到，我的处理非常得当，不会影响病人预后。后来，这位病人术后恢复良好，没有任何不适感觉，术后7天就痊愈出院了。

这件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病人没找麻烦，领导没有批评，老师没有责备。但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里，我常常以此事警醒自己：我们医生面对的是病人，当病人踏进医院之时，他们的生命与健康就掌握在我们手里。对我们医生来说也许只是一个小小的差错，但对具体的病人而言可能就是无法挽回的终生痛苦。为此，我更加刻苦地学习业务知识，苦练技术本领，每逢给病人手术，都特别小心，慎之又慎。当我离开医生岗位后，回想从前，我为自己从此再未出现过手术差错感到无比欣慰。

疯狂年代的遗憾（1）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是一个误诊误治的病例。

这件事发生在“文革”时期，那是个疯狂的年代。

它令我遗憾，令我难忘。

主人公是一个女社员，二十六岁，家住辽宁东部山区。1972年秋，县革委会派到农村的学大寨工作队发现了这个病人。当时她的肚子特别大，看不见自己的脚，已不能行走，因无钱医治，只能在家躺在炕上。工作队了解到她家是贫下中农，她爱人又是下乡知识青年，马上采取积极措施把他们送到了县医院。

因是县革委会工作队送来的病人，县医院领导也非常重视，立即组织相关科室会诊，因病人既往健康，没有任何病史，腹部极度膨胀，张力很大，肝、脾均触诊不清，又因当时没有B超，其他检查也很有限，给诊断带来一定困难。初步诊断不外是两个病，一个是卵巢囊肿，一个是肝硬化腹水。如果是前者，可以手术切除，彻底治愈。当时大家都希望是前者，特别是工作队和刚上任的县医院院长，他们都希望干出点成绩来。院长不是医务人员，心里没底，就又组织了一次全院各科室医务人员的大型会诊。

会上有争论，意见不一致，明确支持肝硬化诊断的当时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内科主任，一个就是我。

我当时是医大毕业第五个年头，是遵照毛主席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来到县医院的。我考虑病人肝硬化的主要依据是肝功不好，浓碘＋＋＋，射浊、锌浊都高。

因为我当时是一名年轻医生，没有什么临床经验，但也没有太多的保守思想，所以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只认准一个门——肝硬化。当时国内有名的消化专家李教授正在县医院带学生实习。医院请她会诊，她看完病人后说：“无论是卵巢囊肿，还是肝硬化，我都没见过这么大肚子的。诊断，我还是倾向肝硬化。”当时工作队和院长都不甘心肝硬化这个诊断，又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会诊。有内科、妇科和部分外科医生参加，目的是说服支持肝硬化诊断的人支持卵巢囊肿诊断。妇科主任和部分外科医生明确诊断卵巢囊肿，发言慷慨激昂，很被工作队看好，明显受到亲近。工作队态度十分明确，发言说：“病人确实肝功能不好，但不一定就是肝硬化，贫下中农吃什么？我们吃什么？能一样吗？肝功能化验能正常吗？医大专家说是肝硬化，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她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和贫下中农有感情吗？”最后演变成同意卵巢囊肿手术治疗的就是对贫下中农有感情，是积极的、进步的。同意肝硬化腹水诊断的就是对贫下中农缺乏阶级感情的，是保守的、落后的。内科主任的发言也不太坚定了，我呢？干脆没敢发言。此次会议，基本定调，一定要为贫下中农解除痛苦，手术切除大瘤子。

为了确保手术成功，当晚他们在腹部切了个小口探查，探查的结果非常“如人意”，是卵巢囊肿！却不知这个探查结果铸成了以后的大错。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探查的，真是鬼使神差，可当时他们那兴奋劲就别提了。第二天召开术前讨论会，吸收内科部分人员参加。会上宣布：经手术探查，病人诊断卵巢囊肿，决定手术切除这个估计一百斤左右的大瘤子，世界罕见，可以放一个大卫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