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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根本不当回事，觉得入不入党都无所谓。结果第二学期刚开学，校领导们就很不要意思地告诉我，我的名额给了地方上一个老党员的儿子了。那个老党员，是地方上的一个官儿，他儿子上大学没希望，据说预备党员可以加个一二十分，就去学校“求情”。加不加分我不知道，只知道进了S大学后，高中就成了预备党员的人比濒临绝种的动物还稀有，整个中文系才一个，学校像保护大熊猫一样当校宝，什么活动都要让他掺和。

第二天，我站在新班级的讲台上很认真地宣布：“我不想做班长了。”

“组织宣传委员，或者学习委员，你挑一个吧。”辅导员笑容满面。

“什么都不做了，才疏学浅，我怕影响你们。”我很谦虚地对辅导员说，“重新选举吧。”

于是，他们又花了一堂课的时间，用很“民主”的投票法选举新班干部。

狗日的大学生活　（35）

35

《现代文学》老师还是系主任，对我印象深刻，每次上课，都要狠狠地瞪我几眼，我很害怕。

《文学评论》老师还是那个驴脸，一脸似笑非笑，满嘴陈词滥调，我很恶心。

《英语》老师换成了一个架着深度眼镜的干瘪老太婆，据说“美丽动人”的Kitty姑娘考上了北大研究生，飞走了，我很失落。

每周八堂课，基本上我还是个闲人；老狗更轻松，因为是“事故留级”，除了舞弊被抓的《现代文学》一科，其余的科目都过了。我们的想法很美好，决定抓紧这一学期，将英语四级给过了。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美好想法，到最后都事与愿违：比如大一的时候，为了练好英语听力，我们纷纷向家里要钱买wolkman，结果全用来听流行歌；比如买电脑，似乎都是为了学习，结果大多用来玩游戏、看A片。

我跟老狗有板有眼地跑去自习室读了几天英语，结果宫*告诉我们一个“噩耗”：在S大学，大二会统一针对英语过级开设课程，大一，能过都不让过，所以他都不能过。一开始我们不信，找辅导员一问，果然如此。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调动起来的积极性被一瓢冷水给浇灭了，老狗就再也积极不起来，直到快毕业，找了个代考，敷衍了事，此是后话。 张芬从“遥远”的河东打来越江电话，兴奋地告诉我，她所在的电大诗社准备趁百花盛开的“天时”，找一个“地利”的所在踏青，如果我也去，对她而言“人和”也齐了。我说我是外校人，对劳什子诗歌也不感兴趣，她就骂我不识抬举：“我们社团里相互认识的人也很少，一堆鸡蛋里混个鸭蛋，鸡妈妈都分不出来。”

“呵呵，你们是鸡蛋，我可不是鸭蛋。”

“哼，你不过来，就是混蛋。活动费都替你交了，今年我们还没见过面，我换造型了，绝对给你惊喜！”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因为你对我好啊。”

见到张芬，我才知道她所谓的“换造型”，就是将原本乌黑但不飘逸的长发染成了棕黄｜色，再打卷，弄得很“爆炸”，整个头大了一圈。

“惊喜吧？”张芬得意地眨眨眼睛，叉着腰，摆了个自以为“仪态万方”的姿势。

“很惊喜。不过，‘惊’的成分要多一点。”

“这是最流行的烟花烫。”张芬不满地噘嘴，“难道不漂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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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应该叫火灾烫。”我忍住笑，“乍一看，还以为你刚从火灾现场被抢救回来呢。”

“你、、、、、、”

校车过来了，我不等她发作，迅速跳了上去。一整车的“诗人”，叽里呱啦，聊天、吃零食。因为男生居多，所以不说“唧唧喳喳”……四十多人的队伍，只有十来个女生，难怪张芬说她们电大是“和尚拈花望月，恐龙立地成仙”的和尚庙。张芬坐在靠窗的位置，不时对着玻璃窗抓抓头发。

车开动了。我们要去的地方是长沙北郊有“洞天福地”美誉的黑麋峰，一描写长沙各景点的诗歌中有“黑縻峰，　峰上栽枫　，风吹枫动峰不动　。白沙路，　路边栖鹭，　露降鹭寒路亦寒。”的句子。

诗社的社长一上车就做开了诗，站在司机身旁，面对满车“诗友”，引吭高读：“三月/我们出发/喜悦是翅膀/目的地是山冈。”满车掌声。

我对诗歌，特别是新诗的理解水平，比粪青韩寒高明不到哪里，认为无非就是将散文分行写，哪里压韵，就从哪里开始断句。在这样的场合，我只能算“高山流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