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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象抹黑，迫不得已上了贼船。其实底下办事员没必要显示自己会办什么事，首长的安全是首位，其次是自己虚张声势、耀武扬威摆谱、耍威风，领导的命可值钱那，不要本末倒置了！）

地方大员在领导心情放松、带着家属休闲时，旁敲侧击、趁机进言，耳提面命跟上层搞好关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许多悬而未决的争议，到此都迎刃而解。而其它地方的官员就不同了，都是在出了捂不住的国际级影响的大事时，才得见龙颜，小心伺候着，还生怕乌纱不保，还敢提什么条件？脸红耳热之时常有，酒足饭饱之际绝不可能有！

吃过熊掌的人，还把猪蹄放在眼里么？

久而久之，从上到下，就产生了一大批自以为是、手眼通天、喜欢走上层路线的人，他们信奉：一个成功人士的背后总站着一位伟人，拿着鸡毛当令箭，腰板挺直………有人在上面撑腰，底气很足，也不把谁放在眼里。

不把谁放在眼里的大连，谁也没把它放在眼里！这座城市，没有历史文化的沉淀，城市在传统文化方面底蕴不是很深厚。历史文化在一个城市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没有历史文化的城市，就相当于没有灵魂一样。秦汉时期，大连地区属辽东郡辖区，汉初，为开发辽东，从山东、河北一带移民至辽东、辽南垦殖并修建城堡。魏晋时称三山，唐初，属安东都护府积利州的辖区称三山浦，辽代时大连地区属东京通辽阳府的辖区。明清时称青泥洼口。………这是野史记载。

翻开中国的近代史，提到大连的最早一页，就是日俄战争，它还没有旅顺出名，地球人都知道先有的旅顺，后有的大连（东晋时，旅顺口称马石津，辽金、元代改称狮子口。明朱元璋派将领马云，叶旺自山东到旅顺屯兵，取旅途平顺之意，改狮子口为旅顺口）。清光绪

六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关于大连湾军港建设方案的奏折中，首次提出了大连湾，并在今大连湾北岸建海港栈桥、筑炮台、设水雷营，使大连成为小镇。

甲午战争，日军攻陷已成为世界著名的军港，北洋水师的基地旅顺口，后来沙俄联合法、德强迫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清政府以白银三千万两的代价赎回），然后，沙俄军舰开进旅顺口和大连湾强租旅大（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和《旅大租地续约》），筑港建城工程启动，起名“达里尼”，意为遥远的城市，一个远离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地方。一批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的沙俄工程师揣着巴黎的城建图纸来到这里，希望在这块远东的土地上再造一个“东方巴黎”。由此形成了大连的一大特色——以广场为中心，街道向四面八方辐射。后来，日本人占领了这个城市，把“达里尼”音译过来就成了汉语的“大连”。于是“大连”诞生于世。

人要出名猪要壮，要想出名，吸引人们的眼球只有一条路：炒做！

炒做，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研究领域，主导着人们的眼球和购买欲。本地人想挣外地人的钱，就想炒城市，想迎合大众的口味，炒起一个叫得响的品牌、一个知名度？想来想去，想起了足球，可足球是运动，不是文化，不算数的。热炒不起来，反倒夹生了。如今，足球像个不争气的苍蝇携带细菌、病毒，快到了人人喊打的份上，不成其为大众的骄傲。

本来领导们想把足球打造成一张亮丽的烫金名片；可现在烫金名片变成了烫手山芋，拿不出手了，造化弄人，金钱变起了魔术。就如摸到一张好牌打不出去，臭在手里一样，因为它已经成为黄、赌、毒的代名词，几年来大把钱洒下去，没树起正面榜样板，反而起了败坏形象的反作用。

当然，笃信足球是一种产业，是一种效应的也大有人在，冲着这个看点和卖点，如此之旺的人气，引来如此之多的目光，能带来不菲收入，无数从这个意义上说也不算胡扯。事实上，足球被如今什么都可以作价，都可以贬值的潮流所升华，早就变成了黑心商贩案头摆着的看似鲜亮的肉，其实就是“注水猪”的一块烂肉。

所以，谁再炒足球，谁就属于那种典型的三毛子赶海，不知潮汛的人了。这是不容置疑的。

于是领导们又想换个花样，打出一套组合拳：每年都支起服装节和槐花节以及啤酒节这三口大锅，可惜没有本地的土特产品做佐料，这道没特色的酒菜上了台面，让人吃喝起来没滋没味，人们赶着季节的大集，反而冲淡了旅游的效果，让人看外地的节目，买别人的东西，壮大了别人，减小了自己。歪打正着的是大连的地价被成功地炒热了，按照哲学或相对论的说法，事物的利害关系总是相辅相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