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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似乎特别在意长短有度。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德布鲁曾说过，经济学论文应该像女人的裙子一样，短要短到令人感到刺激，长要长到让人感到里面有些实质内容。写论文如此，做研究看问题同样如此。总体而言，跟随全球经济周期的下行，中国经济基本会有所趋冷，但这不会演化成一场灾难。

近10年来，“中国制造”为美国等地区提供大量廉价商品，同时将国际收支盈余借给了美国政府和消费者。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对中美双方而言，这种模式都是不可持续的。危机同时显示，当出口显著下降时，我们能够通过扩大内需达到保增长和调节内外失衡结构的目标。鉴于实际的出口贡献度明显小于其名义贡献度，中国完全有能力逐步摆脱对美国过度消费模式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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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为何没能创造自己的需求？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萨伊定律，即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对照中国情况而言，在物品短缺的时期，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那时几乎所有商品都十分紧俏，只要生产出来，就会有市场。但是在今天，许多部门的产能是过剩的，或者供给的弹性很大，这时已经是“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需求创造自己的供给”，也被称为凯恩斯定理。在起作用了。

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之一是收入分配结构出现了变化。中国经济再平衡的关键不在于投资，也不在于政府消费，而在于居民消费。表面上看，危机中的消费给人一种稳步增加的印象。2009年前11个月，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增长超过15％，考虑到下降的物价水平，其实际增长率达16％。这一速度是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的两倍多，表面上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正在快速提高。

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增速均以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速度增长，但居民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出现明显下滑。2009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36％，这一比重自1990年以来下降了近15％。多年来，美国的居民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70％左右，欧洲和日本则在50％以上。

仔细辨析可知，社会零售总额数据会通过以下途径高估居民消费的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销售给企业、事业、行政单位的零售额，还包括销售给城乡居民建房用的建筑材料，而这两部分均不在居民消费范畴之内。居民建房支出在统计上属于投资。尽管社会零售总额也包括了一些居民消费之外的项目，但总体来看，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要明显低于社会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09年一季度，尽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但居民消费实际增长率不到9％。

众多研究将中国消费率低的主要原因，归咎于中国的高储蓄。近年来，平均每个中国家庭将其可支配收入的25％用于储蓄，相当于美国家庭储蓄率的6倍，日本的3倍。中国的储蓄率也比亚洲地区的平均储蓄率（用国内生产总值加权）高15个百分点。很多人强调，中国的高储蓄是与经济快速增长相伴随的现象。这个解释同时也在暗示，中国消费率低是因为收入增长很快，而消费的边际倾向是递减的，即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倾向于把更多的钱存起来；还有人强调，中国储蓄率上升还依赖于东亚文化，尤其是强调社会安全网络的不足。

总体而言，这些因素固然对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水平有帮助，但却难以解释中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的储蓄率经历了一个止跌回升的过程，而同期的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却基本处于持续下滑状态。

实际上，中国消费率走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下降。统计分析发现，储蓄率的变动只能解释中国近年来消费率明显下滑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下降。

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占比的下降体现在居民收入的各主要部分上，工资性收入作为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其比重的下滑尤为值得关注，也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中国大概有1亿~亿的劳动人口处于未就业或未充分就业状态。这阻碍了工资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进而导致了工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比的持续下滑。结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从1996年至2005年，共下降了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个和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