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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这些2000多件作品里面，有很多是裸体画，是人体的写真。为什么潘玉良会对人的裸体有这样一种感觉呢？其实这个也和她的身世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她以前是一个青楼女子的时候，她的饿躯体、她的肉体、她的人体只是泄欲的工具，是没有灵魂的。可是当她走进艺术院校以后，人体是成了一种艺术，人体是成了一种被人尊敬的对象，人体是有了生命的。所以作为这样一个人生经历的女人，她面对裸体的时候，她的感觉，她的心情，她的觉悟是不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在这儿，张玉良对人体的意识，她对人体的觉醒在当时的旧中国是早了一步，她当时的裸体画再一次引起人们的议论，刘海粟面对她的画看了很久，最后把潘玉良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他对潘玉良说：如果你能够去欧洲留学的话，可能对你的艺术会更有帮助，因为刘海粟已经清醒地看到，在当时的旧中国，在当时道德的环境里面，在当时传统的那样一种习惯势利下，潘玉良的绘画才能是要被扼杀掉的。于是这个时候，潘赞化再一次使用了他的良心。这个时候潘赞化做了一件什么事？潘赞化他是从安徽过来的，所以他当时就向安徽省教育厅申请了一个官费留学的资格。这样就是到了1921年的时候，潘玉良再一次离开，这一次离开，是从上海到法国，到巴黎。

这是潘玉良第一次离开祖国，远度异国他乡，对于潘玉良来说。从青楼女子到一个文人的小妾，从美术学校的学生到欧洲留学，每一次的变化，都是她人生的一个质变。就这样潘玉良开始了她在法国留学的生涯。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学油画的同时，她又去了意大利，她想通过她的油画基础去雕塑，她希望能够创立起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1927年她的习作油画《裸体》获意大利国际美术展览会金奖。这次获奖奠定了潘玉良在画坛的地位。就在这时潘玉良在异国他乡见到了老校长刘海粟，当老校长见到自己的学生有如此的成就，当下写了一份聘书，聘任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就这样潘玉良带着圆满和喜悦的心情学成归国，结束了9年异国漂泊的艰辛日子。那么潘玉良在艺术上取得了成就，那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上面，她和潘赞化的情感是怎么样呢？

我们说对潘玉良这样一个女人来说，她往往是一脚幸运，一脚蹉跎的。她幸运的是，她的艺术道路，她蹉跎的是，她个人情感的道路。我翻阅潘玉良的年表，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她的年表几乎每一年都是有内容的，但是就是在1919年和1921年她出国之前这一段是空白的，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一段时间她正好是在美术专科学校读书，应该是空白的，但是后来到了1984年的时候，当潘玉良的遗作包括她的书信运回中国的时候，我们在那些书信里面，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节，那就是在那一段空白的年代里面，潘玉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她是青楼女子，青楼女子是没有办法生育的，在当时的旧中国，我们都知道，女子无后为大，她不愿意潘赞化因为她而永远没有孩子，而永远没有办法做父亲，所以当时她做了一件事，就是以潘赞化的名义给潘赞化在乡下的原配大太太写了一封信：就是说我想念你，我要接你来上海住。那么大太太接到这封信当然是很高兴了，大太太就来了。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太太和潘赞化生活在一起，使他们终于有了惟一的一个儿子，就是我们后面说的潘牟。

那么作为这样一个女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其实潘玉良对潘赞化一直是有一种感恩在里面的。那么中国传统的女人，当她对一个男人感恩的时候，她最容易作出一件事，一，就是以身相许，其二，当一个小女子她感激一个男人的时候，她不能以身相许的时候，她一定是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报答这个男人的。而当时潘玉良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愿意通过这样一种自我牺牲的方式，来圆满一种旧式家庭的情感。所以当我们考证潘玉良和潘赞化的这样一种夫妻关系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关系是半新半旧的。

1929年的时候，潘玉良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上海，有一段时间生活在南京，这个时候她作为一个传统女性的意识是很强烈的，她非常希望能够把潘赞化惟一的一个儿子叫牟儿，牟取的牟，把潘牟能够接到城里来，能够接到上海或者是接到南京读书，她希望能够通过抚养大太太的儿子，来化解她和大太太的矛盾。因为一直以来，大太太都没有接受过她。潘玉良回国以后，她一直要求能够回到老家，回到安徽去见一下大太太，但是潘赞化始终没有带她去，带她去安徽了，但是没有带她回家，潘赞化为什么没有回家呢？我相信潘赞化一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