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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宋美龄写了一封致廖承志公开信，抬头是：承志世侄。

信中说：“余阅及世侄电函，本可一笑置之。”“若能敝帚自珍，幡然来归，以承父志，澹泊改观，养颐天年，或能予以参加建国工作之机会。倘执迷不醒，他日光复大陆，则诸君仍可冉冉超生，若愿欣赏雪窦风光，亦决不必削发，以净余劫，回头是岸，愿扪心自问。款款之诚，书不尽意。”

“吾人均已年屈垂暮，先人所系之铃，由吾兄解之，则上无愧于先人，下无累及子孙后代，对国家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利害去从决于一念，是非功罪定诸百年，吾兄明达，善自抉之。”

《美洲华侨日报》1982年11月2日发表冯玉祥之子冯洪志致蒋经国信，信中如是说。

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

1982年底，曾顶了多年“农业学大寨”光环的山西省昔阳县也实行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北京，曾贵为国务院副总理，已经赋闲的大寨标志人物陈永贵忧心忡忡。他发出疑问：“咱大寨人能愿意干吗？”

出乎他的意料，大寨的绝大多数群众表示愿意干。他们说：“砸了大锅饭，磨盘不推自己转。头儿不干，咱大家干。”

“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

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问题。会议气氛极其严肃，议题很快转变成对开放的批判。有人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人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还有人说：“宁可让经济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主政广东的任仲夷在压力下被迫写了平生的第一张检讨书。当年5月，他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

“过去，我们认为，把每件事都向上级汇报请示是对上的尊重。但是，现在我认识到，这样做实际上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而没有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法新社1982年3月2日报道：中国总理在向人大常委会所作报告中建议，将部、委和直属机关从98个精简为52个，各部的正副部长将由117人减少到27人。总理强调说，机构改革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但不是“革什么人的命”。

香港《中报》在1月13日的社论中说：煤炭工业部有六位副部长因为年老辞职。他们说得好：既已力不从心，退休下来，让位于后继，才有利于事业。《人民日报》刊载出驻香港记者周毅之访问合和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应湘的一篇特写，胡应湘对周说，由于中国政府机构太庞大，层次太多，而且好像不管哪一级干部都拥有“否决权”，这就给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美国《华尔街日报》1月11日报道：北京将对臃肿的行政机构和低效率、没完没了的拖拉作风采取行动。一位中国官员说，“过去，我们认为，把每件事都向上级汇报请示是对上的尊重。但是，现在我认识到，这样做实际上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而没有负起我们自己的责任。”

“我们大家都坚信这么一条真理：公道自在人心。让党心，军心，民心，对我们每个人作再一次的鉴定吧。”

1982年9月13日，刚刚当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讲话的结束语。

一呼就应，一倒就灵（1）

寻呼机

1983年9月，国内第一家寻呼台由当时的上海邮电通信开发服务公司创建，最初只有一个寻呼坐席。第一个寻呼信号是从华侨商店的一间盥洗室内发出的。当时是为第五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而开通的寻呼服务，只有30多个用户。这些用户使用的是模拟信号寻呼机，只能接受呼叫信号，需要致电寻呼台才能查询到回电号码。次年在广州开通的数字寻呼台，才解决了这个难题。

后来，寻呼机贡献了一句流行语：有事Call我，也贡献了一个笑料：在国外，寻呼机只有奶牛才用，挂在牛脖子上呼它们回牛棚。

当了和尚要撞钟

“*应该长寿百岁！”

1983年11月15日，内地第一个赴港旅游团从广州出发，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