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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

1994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经济学者魏杰如此表示自己的担忧。被称为“吴市场”的吴敬琏表达了类似观点：“现在的关键不是‘热’与‘不热’的问题，而是‘改’与‘不改’的问题。”

“我不觉得美国这个地方对大部分中国人而言是一介乐土，可惜的是中国人对于有关美国的事情道听途说得太多了。”

1994年，在美国生活5年的新闻记者陈燕妮，在《告诉你一个真美国》一书的开篇如此写道。

这个时候，刚成立不久的北京新东方学校打出广告语：新东方，进入美国名校的前沿准备。

“这次出国，天天都碰到所谓‘*问题’。每个国家的领导人在谈话之后，总有一段批评中国*的话。他们除了借口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外，讲的道理也非常片面，只讲*的普遍性原则，不讲中国的特殊情况。而我们的回答理由也不全面，只讲发展权、生存权，不讲政治权利和人的自由。”

前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学哲学？用哲学》一书中透露：1994年，他在访问丹麦时跟身边的人说了上述一段话。

传教士

“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

1995年深冬，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出现在北京中关村地区白颐路口，上面写着：“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它被很多人当成了路标，交警们很不满：天大地大的皇城根儿，哪来的什么“信息高速公路”？

广告牌向北1500米，是当年5月成立的瀛海威信息通讯公司的网络科教馆。其时，提供上网服务的瀛海威，被媒体如此描述：“就像传教士布道一样，向中国人宣讲何谓Internet”。

2004年，媒体上发布了一条不起眼的简短消息：北京市工商局发出公告，依法对847家企业吊销营业执照，其中一家是瀛海威。

冰点

“中国千年文明铸就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1995年３月，珠海人民广播电台“市民热线”节目播出新闻稿：《金老板罚一百二十多名中国工人下跪》，引起震动。

驻守珠海伶洋岛上的一位解放军班长，给电台写了一封信：

当听到金珍仙凶神恶煞般冲到一名女工面前，强迫她“跪下”的广播后，我真的想哭，想骂娘，想用脚踢这个女人。我心里真的很苦涩！这使我想起了在高中书上读的《包身工》。惨淡灰暗的旧中国，我们在洋人眼里究竟算个什么？而60年后的今天，外国人竟然如此在中国工人面前又演出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在洋人的眼里到底算个什么？谁敢设想，我们中国老板能罚韩国、日本或美国工人下跪吗？敢侮辱他们的人格和国格吗？120多人下跪已成事实，这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太不相称了。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名中国人直直地站着。同时，他一面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要下跪？”一面愤怒地喊：“你们是不是中国人？！”我素不相识的中国打工仔，一个站立的中国人，一个敢于说不的中国人，一个威武不屈的中国人。我们为你而感到骄傲！然而，中国千年文明铸就的“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士可杀，不可辱”的精神跑到哪里去了？

那位说“我是中国人，死都不跪！”并当场辞职的打工仔是来自河南的孙天帅。河南少康集团将他送入了郑州大学。大学毕业后，孙天帅成为一名记者。

“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

1995年9月30日，《行政诉讼法》实施五周年之际，山东省阳谷县法院行政诉讼庭的法官在街上宣传行政诉讼法，对行人边递材料边说：“有冤案没有？民可以告官。”

农民周广立看到这一幕，感到好奇，又有些兴奋。

周广立开始为乡亲们义务代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案子，自称为“赤脚律师”。十年间，他共代理行政诉讼案件近1500件，被告大多是乡政府，也告过县林业局、县公安局，绝大部分胜诉。有了一个周广立，阳谷县法院一跃成为全省行政诉讼受案率和结案率最高的基层法院。

周广立因为帮人打官司得罪了一些人，为了躲避报复，他曾到外地过了3个月流浪生活。他代理一村民起诉计划生育部门违法罚款，招致副乡长等人劈头盖脸的一顿乱打，被打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