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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找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在通讯录里寻找下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在东北这一片，除了李秉义，还有一个同学吕克贞。吕克贞中学没毕业就去了满洲里，在铁路上做调度员，前些时候来信说已经当上了货运主任，正在学俄语，想找机会去苏联留学，但愿他现在还没走。于是我给吕克贞写了一封信，让他帮我找一份工作，并说明如果办妥了，别忘了随信寄点路费，因为我估计不等接到吕克贞的回信，剩下的那点钱就要花光了。我总不能步行去满洲里。

信写好了，我把它折起来放在桌子上。这时候又有人敲门，我隔着门问了一句，外面说：“没事，别忘了，睡觉的时候把蜡烛吹了。”是茶房的声音。我把烛台移到床头的小橱上，本来想看一会儿书，但蜡烛已经差不多燃尽了，这时候又不能喊茶房，索性吹了蜡烛*上床躺下。

房间里有一面是火墙，很暖和。外面起风了，一阵一阵，像海潮的声音，也许就是海潮吧。后来那声音逐渐远去，朦胧的光影里，我看见有人在翻我的提包，我猜那准是杨掌柜在找钱，我走过去拍拍他的后背，杨掌柜直起腰扭过头看我，那张脸是苍白的，一点表情也没有。我拿起提包，底朝上把里面的东西抖搂出来，我说你看我就带了这么多东西，你没想到吧。杨掌柜迟疑了一会儿，突然嘬起嘴唇，金鱼吐泡似的发出一串声音：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后来我又看见李秉义了，他被五花大绑押回孤城驿，到处寻找他藏匿的财宝，那些私货装在好几辆马车上，缓缓地跟在他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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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武（1）

即使现在——在我写这部手稿的时候，回头审视最初的行为，我也认为离家是明智的选择。某些时候，你的存在会使当事各方陷入尴尬境地，这时候你最好还是离开。在遭遇尴尬的时候，有些人躲出去了，说得体面一点叫回避，在我老家子午山，有一种更直接的说法——跑了。五〇年春节后某一天，子午川前街李秉生家的次子李广举突然“跑了”。我离家的时候颜面扫地（这一节我会在后面写到），一个人偷偷溜出来，只是想走得越远越好，我走出去了，一走就是多年。

在我的一生中，有一个人至关重要，那就是我哥李广武。尽管在成年之后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我和李广武分隔两地，甚至不通音讯，但我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以他的名义活着。李广武这名字是一顶体面的帽子，我和我哥曾经共同拥有过它。那是一次偶然的诱惑，当我在诱惑中警觉的时候，一切似乎都无法补救了，我得到了一大堆东西，但把自己给弄丢了。我这么说并不过分，李广举这名字在我二十岁离家的那个初春戛然而止，它连同我的身份一起丢失了，此后我再也没能让它复活。

还是先说说我的家庭吧。我和李广武自小是跟父亲长大的，母亲在我两岁多一点的时候便去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没有再娶，从我记事的时候起，父亲似乎就已经很老了。母亲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痕迹，除了我和李广武，再就是一件蓝布团花夹袄。每逢母亲的祭日，父亲都会在堂屋里烧一炷香，那件夹袄就摆在桌子上，父亲让我和李广武给那件夹袄磕头。

在童年的记忆里，李广武经常背着我东游西逛，我总是把鼻涕蹭到他肩上。我必须把鼻涕蹭到他肩上，因为我要趴在他肩上往前看。有时候他会把我蹾在地上，捏着我的鼻子说：“擤擤，你个鼻涕鬼！”

李广武上过两年学，他比我大四岁，上学的时候我们同班。那时候韩复榘在山东办新学，我们进的便是新学堂。父亲是个有见识的农民，家里有几垧好地，日子也还过得去。父亲自己就上过塾学，会念“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并且节奏掌握得很有分寸。有时候念着念着就忽然失意起来，自谦说念书太少，难得出息，仿佛非得当上山东省主席才能对得起家人。已经做稳了农民的父亲对我们兄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奢望，从他给我们取的名字来看，他是有野心的。我哥胆子大，从来不知道害怕，父亲给他取名广武，说他将来适合在军界发展。我叫广文，大概是想让我当文官，但后来看见各省都是军人当政，临上学时又给我改名广举，取文武兼备的意思。现在看来，我们都辜负了父亲的厚望。

李广武的胆量在老家那里是出了名的。往年每到冬季都有湖州客商过来收购黄鼠狼皮，据说是用来制笔，这时候李广武就忙活起来，他拿出全部的兴趣和智慧对付黄鼠狼，以至于夜不归宿。村西的乱葬岗子有很多黄鼬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