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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7月25日，中国外交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1955年8月1日下午4时，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一开始，王炳南就宣布：“大使先生，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奉命通知你下述消息：中国政府在7月31日按照中国的法律程序，决定提前释放阿诺德等11名在朝鲜战争期间俘获的美国飞行人员。他们已经在7月31日离开北京，估计在8月4日可以到达香港。我希望，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个措施，将对我们的会谈起到有利的影响。”

约翰逊当即向王炳南表示谢意。接着双方先商谈了会谈议程，一是双方侨民遣返问题，二是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8月2日，第二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继续举行。

这一回，约翰逊首先发言：“美国人民关心中国继续拘留的美国人，其中大部分关在监狱里，有的得不到出境许可。现在还有36位美国平民被拘，此事影响美国人民及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约翰逊随即把36人名单交给王炳南。

王炳南则针锋相对地指出，在美国的中国侨民，绝大多数的家属都在中国大陆。由于美国政府的限制，他们不能自由回返他们的祖国，无法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庭。这个问题不仅是他们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一向极为关切的问题。

约翰逊当场否认。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这时，王炳南大使当场揭穿约翰逊的谎言：“请问大使先生，既然美国政府早在今年4月间就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6月15日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中国留学生要求回国依然遭受美方的种种阻拦。据回国同学报告，钱学森被禁止离开他所在市界。”

王炳南大使同时还出示了钱学森的一封亲笔信。

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亲笔信，无言以对，表示马上向美国政府转达。

8月8日，中美大使举行第四次会谈。

约翰逊告诉王炳南说，8月4日，在他们举行第三次会谈的时候，美国移民归化局就已签署同意钱学森离开美国并于8月5日通知到了钱学森本人。也就是说，在8月2日王炳南向约翰逊亮出钱学森的亲笔信两天后，美国政府就被迫同意钱学森回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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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过特工寄出至关重要的信（1）

王炳南大使手中的钱学森亲笔信，成为钱学森能够回国的关键性文件。

远在美国，处于软禁之中的钱学森，是怎么寄出那封请求中国政府帮助他回国的信呢？

1955年5月，钱学森无意中在送来的菜篮底垫着的一张中文画报上，看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突然，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

陈叔通先生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为什么特别注意陈叔通的名字呢？

原来，陈叔通先生是钱学森的杭州同乡。陈叔通在26岁时（1902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这位清末翰林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先生，乃陈叔通之兄。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与钱均夫友情甚笃。钱学森在1947年暑假回国结婚时，曾经看望过父执陈叔通先生。

接着，钱学森又陆续从报纸上读到中美两国谈判双方侨民归国的问题，特别是美国报纸宣称“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于是钱学森决定给陈叔通先生写信，报告自己被美国拘留、有国难归的困境，请求中国政府给予帮助。

细节决定成败。作为导弹专家的钱学森，尤其懂得在发射的时候，每一根导线、每一个焊点、每一个元件，都必须绝对可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任何细节都不允许疏忽。为了把这封极其重要的信能够准确“发射”到陈叔通手中，钱学森经过了精心的考虑。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用一手繁体汉字，端端正正写下致陈叔通先生的这封至关重要的信。信的全文如下：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