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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站的站长选也已选定，由戴笠从人事室提供的几个候选名单中指定局本部督察室第一科上校科长周镐担任。周镐受命了夏河策化成商人，同译电员李连青携带电台、密本，从四川经湖南，会同先期到达的程克祥，辗转到达安徽南陵。然后，由周佛海嘱咐内弟、伪财政部总务司长杨惺华，委托伪财政部警士队队长杨叔丹，专程到南陵，把程克祥、周镐等一行人秘密护送至上海，南京等地。

周镐是湖北罗田人，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七期步兵科学生，1935年正式成为特务处湖北站情报员，后因其机警干练、应变能力强、工作活跃、成绩突出而见重于戴笠。在这次挑选军统局南京站站长人选时，戴笠认为南京原是国民党的首都，现在又是日汪的政治中心，日汪特工宪兵多如牛毛，处境十分艰险，该站又负有控制周佛海、监视程克祥，对日汪伪军界上层人物进行策反的特殊任务，因此站长必须是一位既忠实可靠而又胆大心细、干练敏锐的顶尖人材担任，才能完成任务，经反复此较筛选，终于选中了周镐。

程克祥、周镐等人到南京后，周佛海按戴笠的意见，给以精心安排。程克祥寿被安插在伪财政部当专员，周镐则被安插在伪军委会军事司第六科任少将科长，掌握军委会的军事运输工作。周镐离开重庆前，戴笠曾经交给他三项任务：

一是筹建军统南京站，恢复军统在汪伪统治中心地区的活动；二是对周佛海、程克祥进行监视，将周、程在南京的活动随时密报重庆局本部；三是在汪伪军界上层人员中进行策反，目的是掌握汪伪的军事力量，以便在抗战期间合作防共**，在抗战胜利后则与八路军、新四军抢占地盘。

周佛海见到蒋介石的亲笔信，更坚定了投靠蒋介石、戴笠的决心。他立即根据戴笠的意图，千方百计从陈公博手中抢到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并兼任上海市警察局长和保安司令，又把自己的亲信罗君强从安徽省长任上调到上海任秘书长兼财政局长，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以便到时把上海完整地送交到蒋介石、戴笠手中，作为他立功赎罪的资本。

在周佛海的策动和影响下，汪伪政府的大批汉奸滚滚而来，投到戴笠门下。

在政府行政系统，除了周佛海之外，先后有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伪浙江省省长傅式锐、伪考试院副院长缨斌等一大批汉奸向戴笠表示愿意立功赎罪；

在伪军委会方面，参谋总长鲍文廷、海军部长兼第一方面司令任援道、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代文、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烦勋、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等军事实力派人物纷纷与戴笠直接建立联系；

在伪特工方面，丁默屯也见风驶舵，暗中安排戴笠派遣的特务葛谷光任杭州警察局长，以此靠拢戴笠。

最后，陈公博也来东施效颦，于1943年6月间，派一个姓竺的从南京送一封亲笔信到重庆，要求戴笠转报蒋介石，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听候驱策。

这封信依然落在王一心手里，检报戴笠后，对笠说：“对公博与周佛海不同，他是汪精卫的死党，汪精卫死了以后，又是汉奸政府的首脑，这事不要理他！”

由此，汪伪的行政、军事、特工等方面，几乎都控制在戴笠手中。蒋介石对汪伪集团的一切指示，不得不通过戴笠去实施。

戴笠掌握了周佛海及一大批高级汉奸后，可以随时了解汪伪南京政府的内幕和日军在华的诸多重大行动部署，有些情报具有重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价值，以至通过中美合作所反馈到美国后，就连美国人也为之十分嫉妒羡慕，加重了美国特工为争夺中美所领导权的纷争。1943年夏间，周佛海以汪伪政府的特使身份，访问伪满洲国。周佛海当即把伪满方面的情况通报给军统，使蒋介石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了解到伪满方面的许多内幕情报。1943年11月，周佛海随汪精卫赴日参加“大东亚六国会议”，对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以及日军应付太平洋大战的作战部署和计划等等，进行了详细考察搜集，回国后，全部密报给军统，又由戴笠通过中美所很快转报给美国军方。除周佛海以外，凡与军统建立关系的汪伪大小汉奸，在“立功赎罪”心理的驱使下，无不通过各种途径，竟向军统输送日伪方面的各种情报。因此，自1943年以后，军统在日伪方面的情报，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深得蒋介石赏识。

如今抗日已经接近尾声，到了利用周佛海的关健时刻，周母新逝，戴笠代他当孝子正是一种很必要的政治手段。

6月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