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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

在核试验基地马兰，父亲检查了解了为氢弹原理试验而秘密建设的工程设施，工程速度之快令他满意。

1966年11月2日，他致电周恩来：“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工程建设进展很快，11月下旬可全部准备完毕，……力争在12月或明年1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否则明年2月以后，基地的气候条件会变坏，基地的工作也不好安排。”

据当时一直跟随父亲的刘长明回忆，与其说是父亲担心气候条件影响氢弹原理试验，不如说他更担心政治气候变坏而影响整个的国防尖端科研计划的实施，不光是氢弹，还有卫星、核潜艇等等，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在节骨眼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大家都有风声鹤唳的感觉。

周恩来接到父亲的电报后，立即指示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二机部部长刘杰抓紧办理氢弹原理试验事宜。

对于氢弹，我国领导人早就有了打算和安排。

事实上，在两弹——导弹和原子弹研究秘密进行的同时，中国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其威力却大得多，原子弹的威力通常为几百到几万吨梯恩梯当量，氢弹的威力则可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当量。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实现核聚变爆炸，需要1000万度的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在瞬间获得如此高的能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而严加保密。

我国的氢弹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片空白中艰苦探索，一点一点攻克难关。为了突破氢弹技术，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钱三强根据刘杰部长的布置，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轻核理论研究组，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研究。

1963年8月，父亲在国防科委办公会议上提出：“氢弹的研制要开始考虑了。”

1964年秋天，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刘杰向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汇报氢弹情况时说，3年到5年才能爆炸氢弹。

周恩来说：“3年到5年，太慢了，要快。”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这个指示再一次显示出毛泽东的伟大气魄。

刘少奇也提出要像炸响原子弹那样早日炸响氢弹。

根据上述要求，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要求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

1965年1月，为加强氢弹研制的攻关力量，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黄祖洽、于敏等30多名专家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两支理论设计队伍会合在一起，迅速投入氢弹研制。

2月，在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主持下，进一步加紧了对氢弹理论原理的攻关工作。

这年夏天，按照“邓（稼先）于（敏）方案”，经过艰苦努力，获得了爆炸氢弹的关键数据。

1965年5月27日上午，父亲召集张爱萍、刘杰、罗舜初、唐延杰等人一起研究下一步核试验问题时，父亲说：我国核武器的发展，继去年铁塔上爆炸之后，今年又上了飞机。与中近程地地导弹配套的缩小型原子弹头正在研制，问题不大。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现在看来，搞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选场难，工程量大，周期长，使更快的发展氢弹受到限制。这就更清楚地看出，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主要是遏制我国的，我们要放开思想，走自己的路，不受其条约的束缚。为此，下一步核试验规划要作些调整。核试验所必需的一些设备、仪器，如地震仪、微压计、微伦计、气象雷达等，国内尚未过关的，可以从国外买一些，不要“锣齐鼓不齐”。要考虑一下氢弹试验场有些什么问题，应早作准备。法国为什么准备那么长时间还没有进行氢弹试验？我们应该一切问题要早下手。

氢弹技术的突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1965年9月，从未出国留学、被人誉为“国产专家一号”